青岛故事 四、体育之花(71)

王铎话青岛 2018-01-11 20:27:40

1995年“五一节”,我根据青岛人的风俗习惯,成功策划了在八大关,给市民免费照“全家福”的活动。这是我(后排左二)与青岛晚报的同仁,在活动结束时合影留念。


大约是1996年,我在中山公园,考察刚刚被找到的“俞樾碑”。这块碑上,写着几个大字,即“竹居读书处”,为清末大经学家俞樾所题。这个俞樾,就是人们熟悉的红学家俞平伯的爷爷。当时,我在《青岛晚报》上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市民的浓厚兴趣。


我特别喜欢崂山。


没过几天,吃完了晚饭,月亮正好升起来。我和爱民,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一边顺着云南路、磁山路,紧顶着,就到贵州路了。这是贵州路的西头,到团岛了。在这里,三十六中和平民八院都在贵州路上平摆着,紧挨着。

尚大舅是早早就来了。他穿了件马路山水花纹的毛背心,裤子是旧马裤呢的,后腚上还补了补钉,看上去没有半点武林人的打扮,倒很像是一个什么厂的工人。

他正在教一个八九岁小男孩子练潭腿。他见我们来了,就说:“这是小肖,大名叫肖金平。他家就住在这个学校里,在后面,靠街的那排平房。他家的后窗,就是贵州路。将来,你们就是师兄弟。”

听后,我心里一笑。这个尚德山,来不来就“师兄弟”上了。拳还没学,还不知娘娘爷爷,谱儿倒先摆上了。

再看这肖金平,长得很瘦小,比一般孩子要弱,不大说话,也不大灵活。这就是我当年对他的第一印象。我们三个,爱民最大,比我大一岁,肖金平最小,比我小三四岁。朋友,人长成年了,相差个七八岁,也看不出来。可是在十五岁以前,小个三四岁,就几乎相当于差个一代人一样。你不带着他去玩,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肖金平与我们的差距,大差不差,就是这样。我们跟他这么小的孩子,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话说。

用老西镇人的话说,就是“差个小放牛的”。什么叫“差个小放牛的”?中国古代,牛是通人性的,农家对于牛,互相依赖,几乎不分彼此。有关牛的传说,也非常多。像“牛郎织女”的故事、“鞭牛春耕”的故事、“祭牛王”的故事,还有“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故事等等,都表现了人与牛的关系。

一般来说,孩子长到了三四岁,就与牛成了好朋友。这时候,孩子与牛,交流起来,比大人还流道。牛想干什么,孩子想做什么,他它们互相都明明白白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它们的智力,正好相当。所以,三四岁的孩子,到坡里、山上、河边、湖畔去放牛,都是常事。中国和外国都一样。什么哪个民族的,哪个地区的,也都差不多。最最最最关键的问题是,只有在这个年龄段儿,孩子可以看牛,同样,牛也会替大人看孩子。说是叫孩子去放牛,实际上是叫牛给看孩子。呵呵,这都是些什么事儿。

现在来解释“差个小放牛的”这句话,意思是说孩子的启蒙和开化程度不一样,不是一回事。

这天晚上,我们主要是跟着尚大舅热身、做练武前的准备。如压腿、踢腿、弯腰、伸臂和蹦蹦跳跳等。三十六中的操场是很大的,尚大舅带领我们几个随便乱走、乱跑、乱跳,都出不了界。我们感到很舒适。他在前面走,我们就在后面学,像猴子学样一样。他在前面走直趟儿,我们就跟着走直趟儿。他在前面走圆圈儿,我们也跟着走圆圈儿。他有时走“之”字形,我们也跟着他“之”字了起来。他单腿一跳拍一下脚面子,我们也单腿一跳拍一下脚面子。滑稽、可笑、有趣,也有效。

这就是第一天的练武内容。武没练,倒是健身了。

第二天、第三天,练武内容大多也是这样,只是又加了一些伸胳膊、踢腿的方法。反正,只要一到操场,就是这一套。可是,有观众了,有看眼儿的了。那位看官说了,你们不是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吗?怎么还会有观众呢?

呵呵,这——你就老外了。先解释一下,青岛人说的老外,不是现在咱们说的“老外”,泛指外国人。那个时候,青岛人说的老外,指的是“外行”的意思。看官,你明白了吧?

这个时候的观众,只一个。你道是谁?嘿嘿,看门老头。或者叫看传达室的老大爷。你道此人一边把大茶缸子拿出来,一边把椅子从传达室里搬出来,一边跟我们说说闲话,一边请我们喝几口乏茶,一边站在我们旁边也跟着舞花几下等等等等,是为什么?

看官,你不知道吧!

只等我回到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叹了口气,道:“看来,三十六中的这个操场,你们是不会长期用下去了。”

“为什么?”

母亲没有说。这件事,还真叫母亲给说中了。多少年之后,当我在青岛盐化厂分管传达室、伙房、保健站、库房等等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门房”这一行当。这就是说,不干哪一行,你就不知道哪一行的门道。俗话说,行行出状元。这话崩对!但,也是行行有门道。这话崩崩对!

旧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只要是个官儿,就强起卖水烟儿。”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官儿”,哪怕你是个小组长、过磅的、看门的,都比卖茶水、卖烟卷儿挣钱。你看看,这过磅、看门的,还有这么多的法道。

在我小的时候,西镇上还流传着比老俗话还更进一层的新俗话,你道是什么?说是:“权力像针尖儿,使起来没有边儿。”这话也是说的过磅、看门这一类的人。你别看他见了你点头哈腰,大叔大妈地一个劲儿地叫,嘴上就像抹了蜜一样,非甜死你不可。其实,你在他的心中,就是那墩子上的肉,他早早晚晚要在你身上狠狠地切下一刀。如果你没有拭着疼,那是他还没有切到你的骨头。早晚有一天,你会叫苦连天的。

这就如现在有些当老师的,表面上看她是要知道你的家长是谁?做什么工作?干什么行当?将来便于家访,便于督促你好好学习。其实,在她那本书上,就是要看看如何切你一刀。说是雁过拔毛,那真不是她,孩子们苦在心里,有口难言。

我的母亲也是老师,她很善良,她总是替学生去想,从来不为难学生。看官,究竟我母亲为人如何?我说别的不说,说多了也没有用。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就是1980年7月8日她去世之后,在青岛火葬场开追悼会的时候,去了满满一大厅的人。她两年前就已经病退了。老西镇人都记得她,都记得她的好。

还记得在开追悼会之前,火葬场的一个当官儿的急急地跑来问我:“今天开追悼会的这位是咱们青岛市的什么干部?”

我说:“不是什么干部,是位小学老师。”

“啊——”他吃惊了。“一个小学老师,就来了这么多人?!”

那人不解地摇着头走了,他以为来了大干部,别耽误迎来送往的客套和派场。其实,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可怜的小学老师。他似乎不知道,世界上还真有好人。我的母亲去世,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西镇所有去的人,都是自愿的、自发的,都是出于对我母亲的感激之情。

我当时想:我母亲这一生,尽管才五十岁,但值了!我从来就是她的一个小兵、小保镖、小帮手,从来没有惹她生过气,她也值了!

现在,咱们说说什么是“权力像针尖儿”?就是权力小得像针尖儿一样。给你举个例子,大队部、院子里或单位上收信的,如果你对他不是整天家点头哈腰,不“孝敬”他,不向他“进贡”。你的信,你订的报纸和杂志,就会经常少。这就是他给你的惩罚。还有,当时那些政府里、单位上、街道上等等那些办事的,你只要有事求着他了,不管是不是屁大的事,还是点点头的事,我给你讲——你当时见到他——下跪的心都有。你信不信?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折腾你!看官,现在我是在讲我的童年,讲我当孩子的故事。等我给你讲到大人的故事,如果你有良心,你会在家里蒙着被,偷偷哭上三天!

人性究竟是什么?

我还真要给你回答这一问题。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

简单说,有一天晚上,尚大舅说:“从明天起,咱们就到十二中门前的海边练去吧。那个地方游人多,风景也好。”

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啦!这就是说,三十六中那个看门的老大爷,他想要的东西,我们没有给他,所以他就找理由把我们撵走了。

西镇人讲话:正常!谁叫你瞪不起个死活眼来!

看官,前面咱们说过,练武艺,光有拳脚没有器械是不行的。

有一天,我就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说:“你的姥爷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留下的兵器不少,咱们去你姥姥家,你不是都看到了吗?都闯在走廊上,有关老爷大刀、单刀、长枪、齐眉棍、九节鞭、三节棍和稍子棍等等。你想学什么,我和你小舅说,看看能不能行?”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母亲对我说,她已经给我小舅打过电话了。小舅说,好多东西都放吊铺上了,没法找,也没法拿,好容易找出一把单刀来,叫我晚上去拿。我一听,高兴得饭都顾不上吃了,坐上5路电车就去了。

一进门,姥姥、四姨和小舅都在家。姥姥和四姨正在做棉衣服,小舅问我:“你吃饭了没有?”

我说:“刚吃完,我就来了。今天我妈妈回家早,还给我做的鱼。”

其实,这都是那个时代的假话。小舅肯定能够听出来,但他也不会戳破这层窗户纸。母亲老早就嘱咐过我,不管去谁家,不管是什么时候去,都要说吃过饭了,不能在人家家吃饭。大家的粮食都是定量的,谁家粮食也不够吃的。你到人家家吃了,人家就没吃的了。看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这不是虚伪,这反而是真诚。

小舅让我看了看姥爷的那把单刀,刀柄的木头有些碎裂。他找了块湿布擦拭着,比划了两下,笑笑说:“这是前几天才找出来的。刀有些锈了,我给刳了刳锈,上了点儿白油漆。你看看,还没完全干透。刀把也有些裂了,你回去找东西缠缠。”

我说:“好。我还要赶快回去,明天还要上学。”

小舅说:“也好。你赶快回去,好让你妈放心。一路上,刀尖要朝下,别伤着别人。”

我拿了刀,正要走。

小舅又说叫我再等一会儿,他还找出了一支稍子棍,让我也带上。为了别在路上伤着人,小舅就将单刀和稍子棍用绳绑在了一起。

绑的时候,小舅还回忆说:“这把单刀,钢火很好,是你姥爷自己煅打的。忍饿的那年,你姥爷给开了刃的,他到崂山还抓过狼。当时,你知道的,都饿得不行了。幸亏你姥爷还能抓只狼来家,那狼肉真不好吃。嘿嘿。”

我的小舅,名叫宿寿广,比我大十一岁,一直干临时工。后来,好像是街道上给安排的就业,去了一个集体企业,名叫青岛玛钢元件厂。

他说忍饿的年代,就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记得那是1961年,我三岁时候,他就背着我,爬到四方北岭东山上,去撸树叶子。当时,树叶子几乎都给人撸光了。我在地上看着面袋子,他爬到树上去撸树叶子。不管什么树叶子,都要。

我和小舅撸回树叶子,还有幸拾了一些蘑菇。姥姥高兴地赶快洗了洗,就放进大锅里煮。煮开锅的时候,姥姥还撒上了两把豆面。那一顿饭,姥姥家全家人吃得都很高兴,满头大汗,笑逐颜开。大家都夸奖我能干活了,好样的。

那时,我母亲还在青岛发电厂子弟小学教书。当她第二天晚上见到我的时候,发现我的脸,已经肿成大馒头了,两眼眯成一条缝了。母亲一问,好家伙,全家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肿胀,原来是那些蘑菇做的怪。

我三舅说得好:“小孩儿,对于病毒的抵抗力差,所以反应强烈。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姥姥说得更好,她正在厨房里用开水刷面板,期待着能够再烫下些面渣渣来熬水喝。她说:“反正吃了肿,也比没吃的,忍饿强。”

是啊,忍饿,都把人的眼睛给忍绿了。有的人,一出家门,连东西南北都想不起来了,把思维都饿丢了。呵呵,姥姥虽说的是气话,可也是实话,这下,逗得全家人都笑了,都乐了,谁看着谁肿鼻子肿脸的,也都忍不住,笑出声了。母亲对我说,她也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也饿得头晕。

最滑稽可笑的,是“破笛子”的话。离姥姥家不远,有座新居民楼,四楼上住着一个皮孩子,比我大个四五岁,外号叫“破笛子”。他整天饿得,坐在姥姥家楼的大门洞里,逢人就说:“你说,要个嘴有什么用?”

听的人,一看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也不往心里去。

谁知,他还追着人家继续问:“是不是用针缝死,就不饿了吧?”

听的人,多数都答应着他,或点点头,都露出了少有的苦笑。(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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