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星洲三年

走近郁达夫 2018-12-06 05:52:43

隆重纪念郁达夫先生诞辰120周年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 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 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 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郁飞(1928—2014),郁达夫之子,翻译过《海誓山盟》、《变性人》、《瞬息京华》等多部作品,译作《回忆拿破仑》,于2015年12月出版。

   郁达夫的星洲三年      郁   飞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父亲在新加坡(别称星洲,是一位早年南侨诗人起的雅号)的三年间,身旁的孩子仅我一个,因此提供一些回想得起的见闻和感受是我不容辞卸的责任。但这些自然不是对他各方面的全面评价或研究,只能算是杂忆。
     如果说父亲在武汉失陷,抗日战局显然进入相持阶段之际远赴海外并非偶然的话,我的随行却是偶然的。因为他决定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南渡担任副刊编辑的时候,家小刚从湘西回到浙闽交接处的江山县。母亲带我先跨仙霞岭去福州会他。若是他们去国,把我暂留榕城以后再送到江山的外婆处和两弟在一起,不仅我要不依,而且还须麻烦他人,于是只能把我也带上,三人合作一张护照。我自是喜出望外。
    那时我刚满十周岁。芦沟桥的烽烟和八一三的炮火中断了战前我在杭州念小学的安宁的同年生活。那一年中生活变化之大是懂事以后不曾经历过的。一九三八年春,父亲应当时正以全力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老伯之召,由福建回浙江带领全家去武汉。多年后读到郭老的抗战初期回忆录《洪波曲》才知道,本来要父亲担任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因他不能及时赶到,处长改由范寿康担任。他后来只能挂了“设计委员”的头衔。虽似闲差,可他参加抗战文化工作的劲头并未因之稍减。
    就我所知,从一九三二年移家杭州以后,父亲的政治态度一直是消沉的。一九三六年初他应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赴闽任省府参议兼办公室主任,更加远离了时代的旋涡中心。可是,他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也是在福建——即一九三六年冬的日本之行。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是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达十年之久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南京当局系由何濂(南京政府的国防经济委员会主任)致电陈仪转告父亲赴日一行的,还拨发治装费两百元。在从东京寄回的照片上我第一次见他身穿西服。这事父亲自是欣然从命。郭老《达夫的来访》和《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两文,都记载了这两位创造社的发起人在东京重逢的情形。我也曾听父亲对友人说起,那次他也向日本朝野人士立陈侵华之非计。
    一九三八年春我们到达时,武汉是实际上的抗战中心。父亲每天上第三厅所在的昙华林,又两度去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四月间去台儿庄告捷后的徐州前线,六月间又去第三战区所辖的和皖南。他回来后经常说起前线见闻,如何躲避敌人的空袭和排炮轰击等。下面的一律一绝记录了他那时的豪情:
千里劳军此一时,兼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上,大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但是江城三镇的抗战中心没能维持许久。徐州会战失败后,武汉成为敌人大规模进攻的首要目标,局势日益吃紧。偏偏此时又发生了瞬间闹得满城风雨的家庭变故。变故初弥的七月中旬,父亲带领全家登上溯江西去的小轮离开武汉。船泊岳阳江面时他想登临闻名千古的岳阳楼,因小舟索价太高而未能如愿。
    我们横越冻庭来到湘西重镇常德,又到常德以东的缤湖县份汉寿暂住——似乎是应《闲话扬州》的作者易左君之请而避地易氏家乡的。反正在此地的短短两个月里他同+易氏屡有诗歌唱酬。暇时还给易氏的两个女儿讲解高中英语。
    在汉寿我们只能从隔日送到的长沙《大公报》上了解时局。等到捷克危机和慕尼黑会议成为每天头条国际新闻时,父亲早已独自回福建去了。他在湘西这段日子最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可算时事论文《政治与军事》的写作。此文刊载在香港《星岛日报》,引起各方注视。听到他说过,文中列举了抗战军兴以来军事方面的长足进步和政治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腐败情形。他听说那时广东省的军政府首脑汉某出六块大洋买得那几期报纸一度时,不由得失笑了。
     父亲走后,我们在汉寿又住了些日子,到十月下旬武汉失陷,湘西也不成其为桃园乐土时才东行返浙。过长沙时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候车两三日,及至终于挤上火车,于后半夜驶向株洲时,长沙大火已起。若在滞留数小时,我们也必定葬身火海。人算万幸,托运的行李却全部失散。据母亲说,内中有父亲历年给她的信函约二百封,也在售卖趁火打劫所得衣物的摊上给人买去了。总之,妇孺数人只带着少许随身衣物到达江山。未能决定此后行止,母亲才带我先入闽。谁知这一去就跟随父亲南渡了。
    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我那时自然体会不到这些,但后来读他这个时期的诗文就很明白。他总把此行称作“投荒炎海”,说什么“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甚至还有这样沉痛的诗谶:“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矿在星洲。”
    心境如此,场面上还是作为“远赴海外宣传抗日”来欢送的。办理手续准备起程的几周间,父亲几乎每晚都须参加各方的饯行饭局。海程状况和南天风土,自然是席间最普遍的话题。我们听说,虽然英属殖民地表面看来比较开朗,然而英国当局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入境还是十分顾忌的。新客(初次去的)获得签证要比老客(当地原来的华侨)难,知识分子则更难一些。他们也听到说,华侨通称新加坡为石叻(音le),因而该地货币称叻币或叻元。
    起程前夕,父亲在陈仪省主席的饯别宴会上喝到八九分醉意,由我们扶着跨上小轮去闽江口的川石岛换乘英商和丰公司的丰庆轮前去香港。他何尝想得到,此行在他恰似去应验“此身已分炎荒老”的另一诗谶的。
    当晚丰庆轮行使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早晨到达已被日本侵略君攻占的厦门,白天泊在鼓浪屿和厦门之间的海面,岸上出力荷枪实弹的侵略军巡逻兵以外,我们别无所见,使他想到《圣经》中耶米利的哀歌所凭吊的郇城。(见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星洲日报》“繁星”栏《必胜的信念》一文)夜晚再次起航,黎明到达汕头,又停了一个白天,我们上岸观光,吃过午饭回船。第三夜航行后就到香港 了。
     我们下榻思豪酒家,原以为总得侯船数日,不料此日就有意大利劳埃德公司的皮亚康马诺伯爵号离港驶新,错过则又不知到何日了。只得在一天半之内匆匆访晤他的若干友人并办理离境和乘船手续。《星岛日报》社社长胡好等陪我们游览香港虎豹别墅。这是父亲接触胡文虎胡文豹家族之始吧。他也会见了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和叶灵凤等。
    第二天下午我们过海到九龙船上,当晚这艘两万四千吨的白色巨轮就驶入南海。海途中我们听说,欧亚之间的定期邮船以行使上海热那亚航线的意大利邮船最为便捷。我们乘坐的经济二等票价比二等便宜,舱位又比三等略好,也是意大利邮船特有的。头等舱根本谈不上是除了票价昂贵外,还没有大礼服。航程上头等舱的正式社交活动每天的晚餐都须穿白领衣外加黑色燕尾服才能参加。
    海程上父亲结识了一些男女乘客,为他们题诗写字留念。去欧洲的我不记得有谁,同赴新加坡的则有诗人刘延陵(似乎也是应聘去《星洲日报》)和原中华书局编辑郁树锟。途径马尼拉时停船半天。我们因没有美国领事的过境签证,颇费周折才得上岸去参观菲律宾大学。跨出马车离岸时,父亲说:总算踏过马尼拉的土地啦。
    那天中午风和日丽,我在高高的甲板上注视我们的白色巨轮在蓝天碧海之间缓缓驶出马尼拉葱绿的两岸,是全程中最快意的一刻。两三天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们抵达新加坡。
    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爪哇和苏门答腊总督莱佛士(一七八一——一八二六)预见到马来半岛南端这个小岛必将成为欧亚海道的枢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向柔佛苏丹购得这块弹丸之地开始经营。一百多年间,狮城(新加坡一名为马来语雄师之意)果然发展为繁荣的海港都市,占市民大多数的华人,祖籍几乎全是闽南和广东各地,通行的几种方言(厦门话、潮汕话、广州话、海南话和客家话)彼此间几乎完全不通,不同籍贯的华人只用方言腔调浓重的普通话(那时叫国语)交谈。闽粤籍以外的华人如我们都被称作“上海人”或“三江帮”。。两词包括的地域可谓广矣。
    我们在华人区闹市中心南天酒楼暂住。后经《星洲日报》社社长胡昌耀先生(胡文虎侄子)代为张罗,搬入市政当局在中路营建的住宅区。我们住二十二号三楼的一套房间,前面是胡氏如夫人的金屋,二楼是《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广东南海人,笔名楚公),隔街楼上住有南洋史专家姚楠。一九四O年夏关楚璞辞职返港后,我们又迁入他原住的二楼。
    听说,今天的新加坡虽然到处都兴建起多层住房,但中路住宅区则依然原样。四十年前我们初到时,那里似乎是市政当局开始营建公寓或住宅的区域。三年中间,我眼看整条整条马路两旁陆续建造起三四层楼房,每套房屋都有齐全的生活设施。街道转角处开设商店或咖啡店。几条房屋围成的空地则铺设草坪,草坪四角有汽车间。总之,原来比较僻静的这个区域,到战争前夕成了相当热闹的中等阶层住宅区。南来的文化界人士先后在那里居住过的有当时由爱国侨领陈嘉庚聘请南来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的胡愈之和沈兹九、王纪元,还有名画家徐悲鸿、音乐家任光、《总汇报》总编辑冯列山、《星洲日报》后一任主笔俞颂华、要闻版编辑尤君浩等。他们在那里时都同我们家日夕往还。徐先生的画室设于此,任光更在这里办起铜锣合唱团,在马华青年中开展救亡音乐运动。这位热情奔放的音乐家大约是一九四○年中回国投入江南抗日第一线的,皖南事变是牺牲在衣挺军长身旁。噩耗传到天南,大家无不震悼,他那忠于民族、忠于艺术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则是长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两月之间,从冬季江南到长夏的南土,从本国到异乡的殖民地都邺邑,战火逼迫下流离不定的生活一变而为歌舞生平的都市生活。条件和环境都大大好转,然而这突然间的变化,又使人一时未能适应。三人之中,还数父亲最快适应了这全新的环境,因为父亲到过广州,对于岭南风习原有几分熟悉,来到这赤道近旁的热带地方也不觉陌生。
    每天下班回来他先是“冲凉”(粤语,即用凉水从头到脚地洗澡,据说几天不冲凉会得热病),再换上广东式短裤,脚蹬广式木屐去“行(hang)街”(粤语遛马路之意),逢到水果摊、冷饮车和“沙爹”摊就随意吃点玩。美味多样的热带果品中,山竹(mangosteen)与红毛丹(rambutan)谁都爱吃(他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之句)。香蕉和芒果品种之佳,也是国内没有的,黄梨(即凤梨或菠萝蜜)则须蘸盐水吃舌头才不至刺痛。而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闻之奇臭,别人告诉我们只要捏住鼻子吃上一回就会爱上的,父亲当即吃上瘾,原来嗜吃臭豆腐的我,三年间始终不敢沾,以致几十年来一直后悔少年时连这点勇气都没有!“沙爹”则是穿在竹签上加料烧烤的肉片,又香又嫩,吃到腻嘴时,摊上奉送黄瓜片让你清口。后来在西北各地也见到此物,才悟到这或许是伊斯兰教民族的食品,在西北由维吾尔族等传给汉民,在东南亚则由马来人传给华人。
     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文化的浩劫,原也是国脉的象征,能说图书只是文人的命根子吗?
    到达星洲后没几天,一九三九年新年之际,父亲就趁年假之便同关楚璞一起去马来亚北部滨临马六甲海峡的古城槟榔屿游历。回程上还因火车出轨受惊,写了《覆车小记》。他记此行的诗有一首是:“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德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流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回来以后他才正式接编《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后来又接编星期日的文艺栏并参与《星洲半月刊》的编辑工作。
    《星洲日报》是以配制万金油等家常药物致富的华侨大资本家胡文虎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九年。十年间,胡氏更在各地陆续办以星字命名的报纸:仰光的《星缅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曼谷的《星暹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又将新加坡的《星中日报》迁往吉隆坡,遂形成所谓星系报纸,有似欧美的报业托辣斯。但星系各报似乎并无总管理处,各报自行其是,言论倾向亦往往因人而异。一九三九年适逢创刊十周年,《星洲日报》更编辑了一部年鉴式的《星洲十年》,分门别类记述星洲十年间的成就。父亲也参与了编辑工作并题写书名。
    副刊编辑别无助手。选稿、编排和看大样在他固然游刃有余,系广大投稿人(多数是青年)的工作就顾不上了。报纸远销南洋各埠,投稿人自亦遍及各处。然而大批来稿中采用的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的不用说提出意见,就连写个信封退回也来不及,只能在编辑部和家中的写字桌上堆积如山。看去杂乱无章,他自己可是心中有数的。本埠作者有时登门索稿,他总能找出交回并指明缺点。我懂得集邮以后,偷着翻遍每个信封,剪下各色邮票,虽然尽可能回归原位,也难免弄乱一些,使他一时找不见某些稿件,是他最气恼的了。
    当时祖国已半壁河山论沦于敌手。南侨深感祖国命运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的热忱是可歌可泣的。国内需要汽车司机参加前后方运输,放弃原来优异的工作条件,离别父母妻子甚至推迟与未婚妻的佳期,毅然踏上回国征途的青年司机何止千百人!踊跃输将更是遍及各界。新加坡有南侨筹赈总会,各埠都有分支机构。筹款方式有捐款、义演、义卖、义展等。中小学生普遍参加的是卖纸花。每逢纪念日和节日我们就三五结群,满街兜售自己扎的小纸花。行人随意投入钱币后,衣襟上就戴上一朵朵彩色纸花。这是千万侨胞爱国心意的象征啊!
    来稿反映的自然是这幅慷慨激昂的画面。但是因为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比较普遍,文字往往失之沉长,技巧也不成熟,还爱模仿国内的抗战八股腔调,所以大部分不合用。但只要发现可培育的青年作者,父亲总是全力扶持。他为李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锻炼。”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他看了来稿才发现的。自后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一九四○年下半年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时期还委托冯去报管代为发稿和看大样。不料冯竟以二十七岁的年华于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他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晨星》栏就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的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温梓川君寄他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他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照这一方向申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记录者的。”一九四一年他积极参与《马来亚的一日》的征稿工作,也无非希望广大群众各从一面描绘出马来亚的生活场景。
    那几年,国内文化界人士和团体南来的日益增多。他们的活动,他不仅在《晨星》或《繁星》上加以反映,而且总是亲自参加,他曾去吉隆坡为武汉合唱团演出曹禹的《原野》一剧揭幕。也屡次著文赞扬、鼓励由祖国战地南来的王莹同志的演剧艺术。后来金山(当时化名赵洵)、王莹等在新加坡建立新中国剧团(原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他也带我去看他们的演出。金山主演独幕剧《人约黄昏》,那紧凑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我至今忘不了。对于华侨戏剧运动的开展,他的关切和赞助也屡屡见诸文字。
    星岛三年间,父亲同国内文艺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香港、上海同新加坡之间的海空交通都很方便,新出书刊几乎都寄他一份。重庆虽邮递迟缓,友人的书信和土纸的全国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也总能收到。刊物上突出的几篇一定在副刊上转载。他的用意是“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至柯灵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晨星》上先后刊载过许广平的来函(标题为《文人的穷》)和老舍的来函(题为《国内文人的团结》),以及他给上海的柯灵和重庆的林语堂的信函。彼此在字里行间倾吐的想念和关切之情以及探讨问题的认真态度,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动。他也没有忘记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职责,经常发动南侨文艺界以自由捐助、文稿义卖等方式筹款支持重庆的文协总会。他在短文《捐助文协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晨星》)中说:“每月的捐款,虽则不朵,但当重庆被炸,由我第一次将捐款汇寄文协之后,在渝的各理事们,都表示了无限的钦敬。”老舍的来函也说:侨胞们给文协捐款,全体会员莫不感激。一九四一年重庆文化界为庆祝郭老五十寿辰举行各种活动,也曾通知父亲,要让他在当地发起纪念活动。
    一九三九年上海重印的蒋光赤的小说《短裤党》寄到时,我听到他感慨地对周围的编辑同人谈起他同这位早年病逝的左翼作家的密切关系。上海北新书局把他历年在北新印行的文集全部寄来后,我头一回有机会遍读他的著作。可是他极不愿意,见我捧着他的书就夺走。不过也仅仅放回书架,并未藏过。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照样一知半解地逐册读过。十一二岁的少年,身处异域,确实多少感染到他早期小说中的忧郁、伤感情绪,也许是他不让我读的原因吧。多年后在乌鲁木齐的座谈会上听老舍先生说到何以文人的子女少有继承衣钵的:文人的劳作外表没有特点,不像音乐家、演员、舞蹈家、美术家、雕刻家等各有显著特点容易为孩子们模仿。丰子恺先生也写出过文人家的孩子的心理:爸爸每天尽在文章格子里填字。这是原因,但又非全部原因。在我们,是父亲从未有心引导过我们干他这一行。可能是有感于古今中外文人的身世遭遇吧。但我们偶然间流露出爱好这一行的倾向时,他又显得很高兴。例如有一次他看到我写日记就赞许道:“你现在就开始记日记,到长大后不就能积成一大堆了吗?”他怎能料到,日后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恐怖下,日记和书信全都成为惹祸的根源,这种文学体裁和个人记事方式,一时几乎绝迹于神州大陆了。说到日记,还记得当时曾把他一九四一年间写了约十几页日记的一本练习簿擅自拿来,撕去那些日记(当然是他许久没写我才敢钻这空子的),用作我自己的日记本。以后数年的流亡生活中,想来首先为了安全,他未必写什么日记,那么最后几页日记就是这样毁于我的无知的。
    父亲在新加坡的交游也同过去一样广阔。他周旋在华侨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称为侨领)之间。我常想,他们除了慕名,还能了解他什么呢。他也热心地帮助南来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解决一些切身问题。青年人登门他也是来者不拒。记得其中有一位是欧洲人家的佣工,把他当偶像似的崇拜,常把顾主给他的糕点送来,精神感人,情谊难却,受惠的当然是我。我在中正中学念初一时,班上举行作文比赛,让我把几十份文卷带给他评阅,他欣然应诺,选出的第一名是负笈星洲的爪哇侨生,我的要好同学。他还给好几所侨笑写了笑歌歌词。
    父亲在新加坡还遇见一九三六年末从日本回国途径厦门结识的广洽法师。广洽是福建泉洲人,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入室大弟子。父亲赞扬他的严守戒律,不愧为高僧的高足。我只记得法师是个小个子,有过午不食的习惯。这是在星洲仅见的中国僧人。我们住处附近倒有座齐天大圣庙,每逢节期香火很盛。国内似乎未见这位猴仙立庙的,大圣有知,或将为侨众中善信者的虔诚感动吧。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伯父郁华(曼陀)在上海租界遇刺殉职,父亲于次年三月沪上各界追悼会举行之前写了哀悼文字并寄手书挽联,文中提到一九三七年冬家乡富阳陷敌时七十多岁的祖母因不肯离开家园而北虐杀的事。他在给友人信中对此说道:“此次抗战,实以弟之牺牲为最大也。”抗日战争造成无数的家庭悲剧,他又怎么能料到,在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被害牺牲又造成了他的家庭悲剧的最后一幕呢。
    一九四○年五月,父亲和母亲终于离异。虽然从南来后家庭内的关系我早已朦胧预感到裂痕难以弥补,最后结局对于我终是来得突然。一天下午母亲忽然驱车来到我住读的那家美国、教会学校来接我,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嘱我此后要会照料自己。孩子对父母的事又有什么说的,我默默地随她到了首都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然后回家。次日清晨为赶快脱离这难堪的境地,竟没想到该送送她就匆匆回校了。家庭变故在各人——尤其是孩子——心头造成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此后父亲豆我玩时不经心间会提到往昔三人在一块时说过的玩话,出口以后两人都立即想起当初的情景,全都莫不作声了。
    此后在南岛就是父子相依为命。父亲对我的关切,有两件事最忘不了。一是我生病发烧之后,嘴里没味,因而说起在家乡常吃的枇杷多么鲜美。明知热带尽多佳果,这种温带水果却是无从觅得的,我不过是随口说说。谁知父亲第二天进门就说:“我给你带枇杷来了。”我接过两个罐头,不知说什么是好。再一件是、那年十一月美国大选揭晓的时候,罗斯福打破惯例三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讯一传到编辑部,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让我也早点知道这件当时举世瞩目的大事的结果。四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又逢美国大选,我已在重庆沙坪坝念南开高中,罗斯福四度当选的消息更加鼓舞了反法西斯各国,我的喜悦中却夹有一缕愁思——同前回给我报信的人诀别以近三年了,即令能够重聚,又将在何时呢?
    一九四○年下半年,关楚璞辞职回香港。馆方让父亲暂代主笔。那几个月里,他除编副刊外还须写社论、看大洋,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车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车声闹醒后就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和钥匙开门声,接着楼房门口出现他疲乏的身影,开灯搁下皮包后先去冲凉,然后入睡。这种生活继续到新聘主笔俞颂华先生到任之时。俞先生江苏人,也是前辈报人,二十年代与瞿秋白同赴苏联,又转往德国,回国后始终从事新闻工作。俞伯母说:他这辈子就是喜欢办报,只要有报办,他哪里都去。的确是这样,在星洲时,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打开当天报纸指着头版对同事说:“今天的报纸清清爽爽,我很喜欢。”原来那天版面上除几条短小精悍的消息和评论外,还有两条他苦心弄到的独家新闻,所以他像母亲端详孩子似的感到欣慰了。可是他那旧时代读书人的正直性格同环境格格不入,在新加坡只半年左右就离开了。回到国内还是办报和办新闻教育,一九四八年病逝于苏州社会教育学院。
    这时我南来已近两年,赤道都邑的生活早已习惯。上学以外的生活内容是:屋后草坪上踢足球,行人道上溜四轮冰鞋,看好莱坞电影和听各游艺场里京班的戏。父亲除京剧外忙于应酬,同我一般是各行其是,但兴趣范围也有交叉的部分。
    新加坡的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的格局同上海杭州的不一样,是平面布局的夜间游乐场所。场内纵横的走道两侧分布着电影院、舞厅、京剧院、潮剧院、琼剧院、粤剧院、闽南剧院、冷饮室和餐厅、小书店等。夜晚雅俗咸集,各投所好。新世界有跳玲珑舞(马来士风舞)的小圆台。几对棕色黑肤的马来族青年男女在圆台上相向而立,并不接触,依乐声鼓声互相进退,四肢和全身摆动出各种优美自然的舞姿。我每每看得入神。
    大世界京班中有一名梅派旦角,扮相端庄、嗓音圆润,父亲常带我去听,说她最适宜演“起解”、“会审”之类的唱工戏。当地票友组成“平社”(那时因北京改名北平,京剧也就称作平剧),他也是赞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场。他熟悉历史,又熟悉京剧。我感到剧情同书上叙述的有不符之处就缠着问他。有一次我逐个问他《三国》上刘、关、张等的优劣,他说,他们都有私心。提到诸葛亮,他马上说:“他才是没有私心的!”还有一次不知谈什么,他对我说:“玉不琢,不成器。”在我的记忆里,他用大道理教育我仅有这一回。
    新加坡电影可谓五广十色。华语影片中最多的是香港拍摄的粤语片,国语片多半是上海孤岛上拍的古装片,也有几部后方拍的抗战题材影片,偶尔还有《彼德大帝》、《夏伯阳》等苏联片。马来语影片似乎罕见。可是马来、印度两族群众爱看的印度影片却源源不绝。几家豪华的头轮电影院则是好莱坞影片独占的,观众也主要是华人。有文艺作品改编的美国影片他一定带我去看。米高梅公司根据小说《飘》改编的彩色影片《叱咤风云》(这是新加坡的译名,国内译作《乱世佳人》)上演的时候,他几天前就同我说好,带我去看“半夜场”。因为片长将近四小时,回家已快天明了。所谓“半夜场”,是头轮电影院每逢较好的影片公映之前在前一个周末的午夜举行首映式,影迷无不以在这一场先睹为快。
一九四○年圣诞之夕他同我参加一处娱乐晚会。赤道上这个佳节虽然没有白雪炉火相衬之趣,却也能令人尽兴。那时欧局虽很紧张,可谁曾料到明岁此时香港已经竖起白旗,星岛也已陷于战火了呢?
    一九四一年新年假期《星洲日报》同人组成旅行团游历马来亚北部的名胜地金马仑高原。父亲被推为团长,我也随行。我们乘火车越过长堤吉隆坡,换汽车经打巴路(地名)登山。马来亚的公路全是沥青路面,山行并不累人。海拔千余米的金马仑高原,因为位于热带,山下山上俨然两个世界。在山麓汗流浃背,到山上却是凉风习习,细雨蒙蒙,暑气全无了。从国内带去的毛衣,三年间只有到此地才穿了几天。这样的温度和湿度最是适宜茶树生长,所以遍山皆是茶园。欧洲人和侨领的一所别墅点缀期间。我们借住怡保侨领朱儒林的一座小巧精致的别墅过了几天世外桃源的生活。那时欧洲和远东都是战火熊熊,我们在山间却听不到外界的消息。报馆同人平日每天编发环球电讯,难逢这样清静的日子,差异之感格外深切。但职业习性又使他们抛不开纷扰的尘世,几天里闲谈的主题还是对时局的猜测,有人甚至担心德军已在新岁之始度过了英吉利海峡。等到重返尘世的吉隆坡,大家才端起香槟为为一周间世事没有恶化而碰杯。这首赠陈琼先生的七绝,当是那次写的:
 
三年放棹西溪梦,忽见芦花似梦中;
写取秋山图一幅,细题年月记征东。
(《游金马仑之作》)
 
    新年期间时局没有突变,随后的一九四一年全世界局势却步步恶化。英国虽然自身朝不保夕,还不得不在东方殖民地作出备战的姿态。星岛的战争气氛也日益浓厚。各单位训练不脱产的APP(防空民警),夜晚时常演戏灯火管制,澳大利亚陆军先后开到接防,居民口粮、食油等实行定量配给。此外,尽管耗资亿万的法国马其诺防线因德军迂回进攻而未起作用,英国当局总忘不了宣传经营二十年的新加坡海军军港是牢靠的。最新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斗巡洋舰却敌号东调来到新加坡时,更大力宣传一番,仿佛两舰坐镇果真能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局外人绝想不到,不惜孤注一掷的日本早已在海南岛秘密训练的丛林战部队,这时正在待命出动哩。
    当此多事之秋,父亲生活中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识了《乱离杂诗》中前七首的女主人公李小瑛。这七首显然有模仿李商隐《无题》各诗之处,然而用典雅的词语抒发乱离中的真挚感情却颇多前贤所未及道者。虽然众多典实约有一半是我查阅辞书才明白的,诗中表露的情谊却是我最能体会的。
    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打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我嫌重而常年不盖,倒成了劫后唯一的早年旧物,令我想起当年的相处。
    李小瑛是福州人,上海暨南大学文科毕业,既漂亮也聪明,中英文程度都好,沪语国语全能说。不知为何那时也浪迹天涯,同我们相逢在星洲了。那时南来的青年女子同我们家相识来往的不止一个,然而只有她出现在父亲生活中时恰好具备了两人关系发展到不同寻常的条件。父亲当时不过中年,独身经年,对此作如何打算当然不会对我说到。但我常听别人在闲谈中对他谈到,如俞颂华先生同我们在大世界漫步时就曾劝他“续一续”,他不可置否,似乎认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罢。那位年轻的小姐呢,刚闹过桃色纠纷,处境尴尬,他就不避嫌疑,把他的书房借她住。从此关系日益密切。
    她当时是新加坡英国当局情报部的华籍职员。这个机构英文名称是Ministry of Information,华文译名会使人以为是侦察、特务部门,其实是向市民提供 information(消息),即宣传部之意。后来她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国语播音员。每天早晨父亲和她分赴工作场所,我上学去。午后一般我回家最早,做玩功课就找自己的游伴。父亲带我玩的次数少了。我发觉他们老在外面会合了去玩,然后一起回来。为怕我闹,看了电影还不敢直接谈论剧情。有一次他们在饭桌上说什么因为迅息没有及时送到,致使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言下不胜惋惜。几天后我也看了费丽雯和罗勃泰勒主演的《魂断蓝桥》,才醒悟他们谈的是什么。原来他们看过半夜场了。也许是怕说穿了更没趣吧,我就装傻到底了。
    我渐渐感到父亲的心思没有专注在我一人身上了。十三岁的男孩怎能体会嘤嘤求偶的男女的心境。我本能地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我的爱有所分散,更不愿另一个人成为旁人笑谈中的我的新妈妈,尽管这个女性我挑不出多少不是之处,而且她对我也一再表示好感和关切:带我看电影,给我讲解一些不明了的情节,散场后一定进过高级冷饮室才回家。我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后领我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我买。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当然只能作罢。这些心意我并非全不领情,但终因上述两个原因而不愿自己同她亲近,竭力使自己嫌恶她。对父亲我只能沉默以示抗议,对她可就多方发泄不满了。半年中我惹起的许多事端日后回想起来全都感到后悔。
    但父亲同李小瑛还是日益亲近,我无能为力。在他是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又遇上一个多少唤得起他少年时代奋发精神的青年女性,在她虽然年岁悬殊,仍不免是仰慕他的名声和才情吧。两人之间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意,也并非全无进一步打算。他借用古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称Livy(李维)作为对她的爱称,有一次还当我面用德语对她说:“Ich liebe dich ”(我爱你),以为我不懂,其实我虽未读德语,不知这话的意思却是猜着了的。这位当代的女性李维的话对他也诚然很起作用,她笑话文人往往清谈误国,他就以多提笔的行动表示接受。战争爆发后他身兼数职,她就提醒他不要成为华威先生。这时全球局势的演变使得中英两国立场自然接近,英国当局对华人知识分子不那么疑惧了。情报部要办一张四开的《华侨周报》,李小瑛向当局推荐父亲去任主编。殖民地官员未必清楚他是何许人,可也采纳了她的意见。于是一九四一年年中起父亲兼任了《华侨周报》主编。
    周报出刊后,李小瑛成了编辑工作的助理。我常听他们商谈编务,也从旁出了个注意:“林语堂托你译的那部小说,你若现在着手,在周报上连载,岂不使周报身价十倍!”原来林语堂于《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几部著作在美国大获成功后,曾似把《红楼梦》译成英文,后来觉得这事费力不讨好,就取北京一家族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的变迁为题材再用英文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代替。小说约于一九四○年初在纽约出版,英文书名,Moment in Peking ,林氏自定中文译名为《瞬间京华》。由于美国读者向来希望了解我们这个东方古国,林氏在美声望又高,这书顿时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上海孤岛上的出版商对小说中译本自然也跃跃欲试。但林氏却宣告委托父亲翻译全书,请他人不要抢先。他从纽约寄来亲加祥注的原书两部。一部注了前一半的先寄来,自是希望及早动笔之意。注后半部的另一册随后也到,还寄来五百美元。父亲似乎对友人说过,本不想接受委托的(大约是心绪不宁吧,我想),但那笔美元已随手花完,便不好推卸,只能拖延。事经余年,上海出的几种译本都已销到新加坡,作者委托的译本的问世却还遥遥无期。我们都在旁为他感到过意不去。这回怂恿他开译以副作者和读者的期望,他居然听从了。于是每期周报上都有一栏译文。女助理自然从旁斟酌文字。按说,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详注,他译此书决无难处。可是拖延近两年,终因大局扭转而只开了个头,可见他那时实在无心从事任何稍具规模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我怀着美梦开始度年假。原来那时我只读完南洋神道学校的三年级,校方看我只要英文跟上,其余功课全不成问题(我原来因英文跟不上,在华侨中小学都读不下去而索性专读英文学校的),就让我在假期补习四年级英文,开学时如能通过考试则可跳读五年级。父亲答应我如能跳级则给我买一辆当时我梦寐以求的兰苓牌自行车。所以那几天我睡梦中都仿佛已经骑上美观轻捷的兰苓车去读五年级了。谁知十二月八日凌晨惊醒新加坡全体市民的轰炸声,破除了我一切梦幻。战争再次降临我们的生活。侨界组成各种团体支持作战。父亲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又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每天在外面的时间多了。王任叔同志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爱同小学校里,有时寂静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我想这话与事实相去不远,他的个性永远不适宜做行政领导。
    大概一九四二年元旦以前吧,李小瑛搬出我们家了。原因我说不上。对于两人关系前景的种种揣测自然再无存在余地了。他们终于没有结合,主客观原因不止一端。王任叔同志在同一篇回忆里提到父亲对他说:我儿子不赞成哩。这话属实,但恐非主要因素。我对她的离去也不见得有多高兴。可能因为战火临近,首要顾虑已不在此了,可我知道,自后两人来往并未减少,工作上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有增无减,直至两人分别撤出危城之时。李是英方职员,自可随官方撤往爪哇,后来大约转往印度度过战争时期。战后随英国当局重返星洲,另行缔结了良缘。至于父亲,也许惟其两人终于分手,自己复流落异国,身陷困境,雨淋铃夜之感分外强烈,情思才得升华而凝练为那样情意缠绵的诗篇。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的的一个女性被他化为诗中的夷光和洛妃了。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曾听父亲对人说过,青年人具有青春的激情,能写出好诗,而老年人阅历和经验丰富,最适于改诗。他写离乱杂诗时虽不能说已入暮年,也并非青年了,可见关键还在于有无能够激起炽烈情感的生活。
    进入一九四二年后,自马来亚北部分两路向南进攻新加坡的日军日益迫近。谁都明白。星岛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心头不免升起暗云。别人怕敌人的屠刀,父亲的忧虑更有甚于屠刀者。他似乎很能谅解周作人(见他的《回忆鲁迅》),但他自己决不肯做另一个周作人。抗战爆发后,他曾为文痛斥过去的日本朋友佐藤春夫原形毕露,写出竭尽污蔑之能事的反华作品,而赞扬秋田雨雀,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老作家“还是良心不昧的人”,鹿地亘等非战作家“更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见《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一九四○年五月间,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氏的公开信,信中于历叙青年友情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真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
     百万日军正在杀戮我同胞之时对这番话该如何作复,是颇费踌躇的。他说:“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老母胞兄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覆,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于是“晨星”栏里先后刊出了题作《敌我之间》(一)和(二)的来函和覆信。覆信中说:“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和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的一天的。在那时侯,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者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憾谋弥补的方法。”接过抛来的糖丸婉言会回敬,确实大体顾全了公谊私交。我觉得这是星岛三年间他最光辉的文字之一。
    这时身处危城,如何应付变局成了最迫切的问题。
    英国当局因力量不足,宣布只有老弱妇孺可优先撤离。即使无此限制,父亲也不愿去到国民党统治的下的大后方,原因早在一年多前给林语堂的信里就有所透露:“弟平日为人,主张行动,似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旧同事如雪艇(即王世杰)、骝先(即朱家骅)等,‘白首相知犹按剑,至如立夫先生辈,更不必说矣。’何况开战后重庆当局派到新加坡担任联络的文(叶公超)武(郑介民)大员早已示意英方,南来的文化界人士任其陷入敌手。情形同香港九龙沦陷前如出一辙,但身陷港九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因东江纵队奉党中央命英勇机智地抢救,几乎全部脱险,星岛则无此条件。他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匿名蛰居。
    大约新年前,父亲就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化名租下一家店铺的二楼单间,置备一些不显眼的简单家具。每天下午得闲后他就换上广东式黑杉裤(也是为蛰居购置的)带上我和帮工的广东阿妈一起去那里呆上半天,有时还过了夜,用意当然是熟悉熟悉房东等新邻居。有一次还买了十多斤牛肉红烧后切片晒干,带到那屋里去贮存。显然是准备围城期间之需。到我离开时,那屋还未退租。
    三十多年来,那一段战时生活中的细节我大半忘却了,只有这件事始终记得,可总认为那是书生临难时凭主观想象行事的一例,当真蛰居那里是不行的。但想到对此事态度之严肃认真,又不由得衷心感佩。他是当一回事做的,每次去那里都不苟言笑,一反平日的态度。这是他后来几年间蛰居的行动的开端啊。
    然而大局日非,不能不另行设法。父亲自己脱身不易,决定把我送回国去。没同我商量自然是因为我那时还拿不了什么注意。同行的熟人不少,托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四川航运界卢得敷之妹)带我上路。到了国内又托付谁,他几经考虑。先想到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伯伯。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的清贫早已遐迩皆知。他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伯伯造成困难,便想到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老长官陈仪。老人家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训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我抚育成人。当时谁都生死未卜,一个父亲对孩子所能想到的妥帖安置,莫过于此了罢。决定之后,一次他在晚餐桌上对我说:“你到别人家里,可别惹人厌啊!”语声哽咽,我也没能终餐。
    此后父亲着手给我置办行装:买了英制纯羊毛毯,做几身衣裤,添了毛衣,更备了船上用的甜咸饼干和各式罐头。我满满一小书架图书只带了几部辞典、邮集和父亲以前买给我的Everyman‘s Library版《格林兄弟童话集》(我到数年后才勉强能读)。父亲三年间聚集的近万册中外书刊更非我所能顾及。日后深感遗憾而无法挽回的是,我怎么没想到把他的一包原稿带回国内。这包稿件,我平日明明看到是紫色墨迹的早年作品《蜃楼》(可能是《创造月刊》一卷四期上发表过的未完稿的续稿),大约移家杭州以来始终随身带着。我每见过其他《蜃楼》的原稿,可能就此一部。我不知带出,他离去时也必不会带着,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这件憾事,我不能以年幼无知原谅自己。知道怂恿他译书,怎么想不到抢出稿本?读到《新文学史料》第三辑上朱金顺、刘锡庆两同志对著译书目中 《蜃楼》的质疑,有感他们治学态度的谨严细致,谨把我恰恰知道的线索提供于此。
    父亲生平在银钱方面从无计算,有余钱就买书或烟酒,因此无论收入多少总是两手空空,除非身旁有人经管。在《星洲日报》月薪两百叻元,没有节余,兼任周报主编后也兼了月薪二百元。每月固定收入四百叻元,在他怕是未曾有过的。但也亏了李小瑛从旁劝说,才按月存起些钱。到送我走时功得叻币六百元,全部汇昆明中国银行供我回国后取用。岂料原以为够数年之用的这笔叻币兑成法币后,因物价不断飞涨而在存折里日夜贬值,一年都维持不到。
    战以后,新加坡港口只开出过两艘撤退贫民的客轮,都是沿马六甲海峡驶向仰光的。我们将乘的第三艘,是两千多吨的“海澄号”。船期几次推迟,最后定于一月三十日。那天午后父亲和其他几位长辈(其中有胡昌耀社长和送妻子的同人尤君浩、徐君濂等)到市区海滨的红灯码头送行。我们乘小汽船到海中登上海澄号。父亲他们在岸边挥手到彼此望不见。我怎敢想这就是同亲人的永诀!
    傍晚海澄号鼓轮南驶。回望栖身三年有余的星洲,惟见几股浓烟冲向灰暗的天际。平日的生气不知何往了。原武汉合唱团的两位女团员倚在船栏上低声吟唱《再会吧,南洋!》海天之际略见凹凸的黑线越来越细。我告别的不仅是父亲,也有少年时期最活跃的一段生活。别了,天南的一切!
    数百名乘客中,有名记者陆诒和南洋史专家姚南等。海澄号原定向南经过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他海峡,转北沿苏岛南岸驶仰光。可是启航后得悉这条航线也不安全。次日下午行驶在邦加海峡时,姚南叔告诉我,船已决定驶往印度马德拉斯港。于是回国途中插入了一段未料到的旅程。
    后来得知,我们驶离新加坡那晚,英国当局宣布撤出马来半岛,炸段海堤,退守新加坡本岛。半个月后的旧历除夜(阳历二月十四日),一群新加坡难民在加尔各答旅馆举杯祝愿国家民族的个人的厄运不再随入新岁之时,也就是星岛升起白旗之夕。
    然而,战火造成的厄运方才开头呢。
    父亲已在二月四日同友人度过海峡到苏门答腊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初稿于金华
                             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四次修改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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