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乡村电影

跟白老师学语文 2018-07-10 15:19:51


水滴 

   

  瓦尔特·本雅明的著名比喻。我记得他是在谈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使用这个概念的。一张巨大的网撒入水中,拉起来却什么鱼都没有,惟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普鲁斯特正是这些水滴的收藏者,它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个瞬间,来如春梦几多时,去如朝云无觅处。晚年的英玛·伯格曼在解释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动机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正是童年的一部幻灯机,打通了重返记忆的幽暗之路。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只要一闭上眼睛,她所经历的往事就会像演电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演,电影”正是记忆的另一个绝妙的比喻。的确,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电影更适合成为通往记忆之路的通道了。它是我们全部童年生活的核心和枢纽。只要打开它的阀门,那个湮灭的年代的所有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那是炒熟的葵花籽、南瓜籽特有的焦糊味;是尘土和雨水的气味;是女人们香浓而迷人的雪花膏的芬芳;是哒哒作响的发电机散在空气中的汽油味;是月亮、星星高远而神秘的夜晚的气息……

   

  消 息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牛高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人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牛高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牛高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崇敬。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二三节课之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和广播体操时间),我们像子弹一样地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


  晒场上早已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即将到来的快乐看似不可阻挡,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依旧十分脆弱。 


  天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南方本来就多雨,尤其是在春夏两季。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晚上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如果雨下得不大,放映员还会用一把雨伞罩住放映机,勉强支撑一段。若是雨量增大或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便会终止放映,让大家回家睡觉。下雪则没什么问题,反而会给观众增添某种别致的情趣。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很少出现因下雪而终止电影放映的事。除了天气之外,电影是否会如期上映,还有其他让人提心吊胆的拦路虎,它是潜在的威胁,却时常发生。我们后面会专门谈到它。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或双片(同一个晚上放映两部电影)时,情况更是如此。


  这些商人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确,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当然,住在邻村的亲戚有时也会专门派人赶到我们村送信。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们(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日,漫漫长夜令人难捱,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么!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从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这个频率来看,放映队的数量想必十分有限。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如果得到事先的电话通知,大队里必会派出专人早早前去迎接。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姓名不详,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听口音像是苏北人。大队里没有旅馆,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为了接待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大队专门给他们盖了五间大瓦房,可最后只来了两个知青,总有房子空着,放映队就在那儿歇脚。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牛高出面摆平。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牛高从一个放牛的一跃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英雄。


  鉴于他和大胡子的特殊关系,我们往往提前两三天就从他口中知道电影放映队要来的消息。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呆一天,多放一场。孩子们有事没事都爱跟着他。我们崇拜牛高,连他的女儿都跟着沾光。他闺女和我们同班,每当村子里放电影,她的头上就会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围着她,打探关于放映队、大胡子以及电影的各种细枝末节。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


  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地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锡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所中学的,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断 路 

   

  拦路抢劫的同义语。在我们当地,所有父母为阻止孩子夜间外出,总会吓唬我们说:要是碰上断路的,你就惨了。据我的祖父说,在解放前,强人剪径的事常有发生,设伏的地点通常是荒无人烟的山沟峻谷,或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某个静僻的“猛恶林子”里。在农村,一个人走夜路是免不了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凶恶剪径大盗仅仅生活在传说中,从未真正露面。


  那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好得出奇,路不拾遗或许并不尽然,夜不闭户倒是千真万确。那个年代的“断路”行径大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喜剧色彩。拦截的主要对象是新婚的迎亲队伍或乡村巡回放映队。“拦亲”的礼俗在我们乡村十分普遍,几乎是冗长结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十分复杂,这里姑且不谈。拦截放映队则是另一回事。 


  县放映队从一个地点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漫漫旅途中,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村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实施拦截行为。而从实际发生的行为本身来考察,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


  放映队员们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我们在晒场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放映队出现,牛高也急得团团转。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遭到拦截。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大队领导们也会听之任之,很少出面干涉。 


  我们村地处几个县和公社的交界处,村庄与村庄之间互不隶属,也没有任何电影放映方面的规章可依,行政命令或谈判交涉根本不起作用。再说,我们村亦经常拦截邻县(公社)的放映队,其剽悍和蛮横程度让邻村人望而生畏。有时,邻县的放映队为了顺利地通过我们村,不得不乔装打扮,或绕道而行,必要时还会派出手扶拖拉机和基干民兵押送。 


  有一年秋天,为了庆祝罕见的大丰收,大队革委会经过开会研究,联络上了在镇江市电影发行部门的一位“内线”,从市电影局专门包租了一台放映机,来我们村放映新片《火红的年代》。这部电影我们此前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可见其神秘程度非同一般。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的放映队被马祠人拦截了。由于事先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按照和电影局的约定,这部电影的拷贝只能在我们村庄停留一天。革委会的头头们不敢含糊,立即派出了以牛高同志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小组赶往马祠。


  最后的谈判结果,放映队同一个晚上在两村各放映一场,包租费两村均摊。从表面上看,我们村不吃亏,但因为是后放,等到放映队在马祠放完推着独轮车来到我们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都认为牛高无能,订立了一个屈辱的协议。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革委会主任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放假半天,让社员同志们在家补觉。我记得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几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结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夜袭队 

   

  放映队遭到邻村拦截,对于有一类人来说,不仅不会感到失望,相反还会喜上眉梢。我猜测,他们内心暗暗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类人就是夜袭队的队员们。因为他们拥有人人都羡慕的自行车。如果电影被拦截,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去邻村看第一遍,第二天回到本村再看第二遍。这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大都家境富裕,备受父母宠爱。由于时常骑自行车在夜色中出没,他们自称“武工队”。可村里的人只叫他们夜袭队。他们将大号手电筒绑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作探照灯,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


  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一些精力严重过剩而又内心空虚的人。每当夜深人静,咣哨咣哨的自行车引发了狗叫,将我们从梦中惊醒,一束束光柱依次扫过我们家的窗户,父亲就会说:夜袭队进村了。由于这伙人中不乏女青年,村里不免会有些风言风语,说他们以看电影作掩护,实际上是在搞对象。但流言只不过是某种习惯性的联想而已,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夜袭队的成员们在为人方面有什么瑕疵,那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纯洁,而是过于纯洁了。 

   

  武松,快跑 

   

  有时候,两个村子或两个村子以上的放映队同时共用一个电影拷贝,那就需要跑片——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及时地把胶片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负责跑片的人必须擅长奔跑并且有足够的耐力。我们村的跑片任务通常由一个被人叫做武松的人来担任。 


  他原来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大伙儿都叫他武松。此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平时专门在砖窑上给人拉板车。这个人除了跑片之外,还承担了大队不少的信使工作。比如需要派人往公社送一封急信,或者村里发生火灾,必须敲锣往邻村报信,武松都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村里的那些妇女常开玩笑地说:武松的卵子(睾丸)是铜做的。因此,村里也有人叫他铜卵子的,他听多了,竟然也会答应。因为跑片,平常根本不爱看电影的武松也和电影沾了光,和牛高一样,他也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绝对的英雄好汉。 


  跑片的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就是等邻村的电影全部放映完之后,跑片人把所有的胶片一股脑儿地送过来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等待的两到三个小时中,一般是大队在电影现场召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的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的照本宣科,大人们都在安静地听着,小孩子则满场疯跑。 


  忽然间人群中出现骚动。随着嘈杂声渐大,大家都把目光同时投向村子西边高高的坡道。我们忽然看见,一团火光跳跃着,从高高的坡道上跌跌滚滚直奔下来。眼尖的孩子很早就欢快地叫了起来:快看,武松,武松,武松来了…… 


  既然武松来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也就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进出一句话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于是,大家热烈鼓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铜卵子之称的武松,打着赤膊的武松,脖子上缠着一条毛巾的武松,呼哧呼哧冒着热气的武松早已跑到了近前。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让高高举着胶片的武松过去。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放映一些非正式的电影(我们一般称为“加演”):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片。新闻简报的内容大多是有关中央领导人出访,或者重要外国元首访华,要不然就是东风轮下水等一类新闻事件。而科教片则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有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棉铃虫的危害,沼气池的制作工序及应用等等。我记得我们看得最多的科教片就是《保护青蛙》。这类“加演”犹如饭前的小点心,我们因为知道正式的大餐在后头,所以这些小点心尽管不怎么可口,总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难看的新闻简报也是电影啊。 


  第二种跑片的方式更为多见。因为三至四个、最多的时候有五个村庄同时享用一个拷贝,第一种方式显然不行,那就必须每放映一盘胶片,几个村庄依次传送。一个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至少要有四盘拷贝组成,每一盘拷贝的放映时间是二十多分钟。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靠一个人折返跑上四五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部会给武松安排一个副手。这个副手,我只记得他的长相,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武松。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艰巨的跑片任务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但人们只把荣誉记在武松一个人的账上。 


  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了,第二盘还没有到来。小嘎子和胖墩的决斗胜负如何(其实,我们对答案早已烂熟于心,可还是假装不明白)?刘阿太断腿里是否藏有向蒋介石发报的神秘发报机(《海霞》)?龙梅和玉蓉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是否会冻死(《草原英雄小姐妹》)?所有的观众都在跺脚、咂嘴、摇头、叹息。他们一边叹息,一边唠叨:真是把人急死了。这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嚷嚷武松的名字。 


  老人们会说:武松啊,饭没吃饱还是怎么着?怎么搞的? 


  男人们会说:这小子他娘的遇见鬼了吧,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 


  女人们说:没准还真是遇见鬼了,是女鬼吧? 


  于是大家哄笑,笑完之后,大家又着急得大骂:日你娘的武松,死人的武松,短命的武松,没用的武松,泥卵子武松…… 


  孩子们虽然心里更着急,但他们根本舍不得怀疑、侮辱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奔跑能力举世无双。他们只在心里暗暗给武松鼓劲儿: 


  武松,快跑! 


  没命地跑! 


  骂着骂着,武松就来了。照例是手电筒的光亮飘飘忽忽,照例是脚不沾地的飞跑,照例是汗流浃背的喘息。武松一出现,人们早就把愤懑、不满丢到了九霄云外,于是,武松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于是,大家又热烈鼓掌。 


  前年冬天,我回丹徒老家探亲,说起武松这个人,我母亲说:“他呀,两年前就死掉了。”我当时心里一愣。算起来武松也就五六十岁的年纪,身体那么结实,怎么忽然就死了呢?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那敦实而又快疾如风的身影,就会泪不能禁。我问母亲,武松是怎么死的。母亲似乎对我的提问颇感奇怪,她说,“嗨,就这么死了呗。” 


  我的弟弟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靠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没人找他干活了。家里穷得叮哨响。世道变了,力气又能值几个钱呢?为了显示自己还不老,腿脚还利索,他每天早上一口气跑到邻村北角,又从北角跑回到村里,天天如此。他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他要告诉那些“狗日的”有钱的雇主们,我武松还没老!老子还能跑!终于有一天,武松跑不动了。别说跑,就是原地挪动一下腿也比登天还难。他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全身的骨头都发了黑。 


   

  重 复 

   

  我的一个学生曾经问我,在你们那个年代,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上十几遍,难道不腻味吗?言谈之间,似乎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充满同情。我反过来问他:那么,你们在网络上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看上二十遍,难道不腻味吗?他不语。 


  在今天的年轻人的心目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显然与一些特殊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比如政治一元化、匮乏、集体主义、公式化的文学艺术,诸如此类。这种描述本身似乎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所谓的“市场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文化错觉和洋洋自得中,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果真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判若云泥吗? 


  在今天,政治一元化伦理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在过去的年代,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往往被解释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今天,我们是在重复观看不同的“新”电影,则是“过剩的”产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死于营养不良和死于糖尿病实际上一回事,而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视野里,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复制”传播和繁殖能力几乎是无限的。流行电影、流行音乐与汽车装配线的流水生产线并无太大的不同。一部新的电影与二部新的汽车的问世则有完全相似或相同的机制:品牌、商业噱头、外包装、全新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可发动机是一样的。我们依然是在重复。 


  将《小兵张嘎》看上二十遍,与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叩7》系列、康熙乾隆系列、金庸系列、反腐倡廉系列、奥特曼系列、樱桃小丸子系列……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大不同? 


   

  女特务 

   

  小时候,我看过不下二十遍的电影除了《小兵张嘎》之外,也许还有《铁道卫士》。不过,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结尾极感失望。我堂堂铁路公安高科长,竟然打不过区区一个台湾潜伏特务马小飞:高科长被人家掐住脖子按在铁轨上,直翻白眼,最后竟然昏死了过去。这太过分了。我们根本无法接受。对此,我们的班主任解释说,高科长原是打得过马小飞的,但那天他没有吃饱饭,加上长途追击过于疲劳,才会不幸落败。他那么振振有词,就像高科长是他们家的亲戚似的。 


  还有更让我们失望的事呢。村里的一位女裁缝竟然认为马小飞长得比高科长英俊。这下可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下了课就到裁缝铺去与她理论,裁缝笑嘻嘻的,一点也不生气,她说,马小飞那双眼睛,多有神采啊!多勾人啊!你们这帮小赤佬哪懂这个?我的婶子正好在那做衣裳,我们就请她来评理。她说,要我说呀,那高科长虽然是正面人物,但一口大龅牙,个子又矮,实在说不上英俊。言下之意,一个人是不是英俊,与他是不是正面人物关系不大。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们看到一部叫做《英雄虎胆》的电影,才觉得女裁缝和我婶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扮演国民党女特务的王晓棠天生丽质,嫣然百媚。当她穿着国民党军服,尤其是那条皮裤子时(小时候,我们看见女人穿皮裤子,仅此一回),其风流婉转的身姿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十分暧昧。我们在内心偷偷地喜欢她,同时也为自己竟然会喜欢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而感到深深的不安。每次看这部电影,我们内心的羞耻感都会让我们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到了最后,这样一个妙人儿竟然被我解放军战土乱枪击毙,令我们五内俱焚,心痛不已。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班居然有个女生和《英雄虎胆》里的王晓棠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就骂她女特务。我们毫无缘由、坚持不懈地骂她女特务,于是她就伏在桌上痛哭。家长告到学校,我们的班主任找全班的男生谈话。他启发我们说,说人家长得像《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我看还真有点像。不过,准确地说,应当说她长得像演员王晓棠。可王晓棠并不只演过这么一部电影啊,比如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双胞胎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叫她金环或银环呢? 


  可我们依然叫她女特务。 


  她是一个文静、胆子很小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如果不想尽办法折磨折磨她,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我们一骂她,她立刻就哭。她一哭,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后来我们都入了团。当班上要推选一位团支书的时候,所有的男生都不要脸地偷偷写下了她的名字。于是,“女特务”就这样变成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 

   


  倩 影 

   

  正式放映电影之时,一般会有一段不到两分钟的幻灯片。或者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是应景切时的宣传口号。有时是正规的印刷字体,有时则是用毛笔临时写就。考究一点的,每张幻灯片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常装饰有一束鲜花和红旗之类的漫画图案。每张幻灯片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大约一至两秒,幻灯片的色彩大多是红色。但最后一张幻灯片总是蓝色的,它是静场的提示图案:蓝色的背景代表着寂静的夜空,上面点缀着几颗金黄色的星星,左下方有一个斗大的“静”字。


  在有风的晚上,银幕在风中吹出一波波的涟漪,那个“静”字或星星就会微微浮动,仿佛是倒映在湛蓝的水中似的。这个图案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其目的是为了让喧闹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图案虽然千篇一律,但却有一种迷人而恬静的美。 


  每部胶片快要放映完的时候,银幕上会出现一段较为短暂的片尾图案,背景有点类似于下雨或闪电,这些图像与故事片的内容完全无关。 


  考虑到电影放映机的工作流程——胶片是卷在一个镂空的金属转盘上,为保证故事片内容放映的完整,每盘胶片大概都必须有一段废带。就像照相机胶卷前面一段空白一样。问题是这段废带并不是空白的。据我们猜测,这段废带是从其他的废弃胶片上剪下来接上去的,胶片的生产部门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


  但这种猜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每次出现的图案中都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面带笑容,仪表端庄,健康而迷人,还经常穿着花格子衬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幻想和猜测持续了我们整个的童年时代,至今我们也没有获得确切的答案。 


  我们一般把片尾出现的这个倩影画面称为“片花”。这个美丽的倩影在银幕上滞留的时间不过一秒,甚至不到1/2秒,她的美丽由于时间短暂而被无限夸大,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每次当我们要忘记她的时候,电影会一次次使她“复活”。


  为了看清她的面目,每盘胶片快要放完的时候,我们就会调整坐姿,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期待着这个倩影的昙花一现,就像年幼的普鲁斯特在黑暗的床边调整好姿态,将自己的神经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脸颊上,以便接受妈妈那令人心醉的一吻。可是这个倩影一闪而过,不知所终,留给我们长时间的怅惘和落寞。 


  这个姑娘是淮?每次在“片花”出现的美人是否是同一个人?无数次电影整合、拼凑的影像在我们脑海中扎下了根。我曾一度以为这仅仅是我个人儿童记忆中的一段“隐秘”,但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与全国各地的同学聊起这个细节,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对这个“神秘的倩影”铭心刻骨。


  当时,我还以此为题材构思过一个小说。小说以乡村电影为背景,写的是电影快完的时候,由于卡片,或放映机故障,这个姑娘的倩影被固定在了银幕上。所有的公社社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姑娘,竟然是我们村里的女赤脚医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看这个开头,就知道它或许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我并未写完。这个在黑暗中向我们发出甜蜜笑容的姑娘,这个由幻想滋养的美丽泡影,也许早巳超越了肉体和性别的界限,成了寂寞童年的一个忧伤的象征。 

   

  《红楼梦》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在日复一日的哀乐声中,一个全新的娱乐和传播工具——电视,突然切人了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乡村电影”这样一个高度仪式化的集体娱乐形式也开始走到了它的尽头。不过,这种更替并非在一夜之间完成。当时,农民们对于飘着“雪花”,有着巨大噪音,常受信号故障困扰的电视机,暂时还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和兴趣。似乎一直要等到《加里森敢死队》的问世,电视才有能力与电影真正分庭抗礼。 


  随着国家体制的转轨,意识形态的悄然变更,《洪湖赤卫队》、《早春二月》等一批曾经被禁止上映的电影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但是,让旧的“毒草”重见天日,并未阻止新的毒草的疯狂滋长。《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等影片上映不久就被宣布为问题电影而遭到禁止。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令缺乏政治敏锐性的农民一时难以适从。


  不久之后,日本电影《望乡》的公开放映很快就成为我们当地爆炸性的新闻。赤裸裸的性爱镜头公然出现在银幕上,农民们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电影主管部门彻底查禁这部影片之前,各个乡村为了不让他们子弟纯洁的心灵受到玷污,开始了自发的抵制。而在我们的邻村北角,《望乡》被安排在了一个破庙里小范围放映,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被拒绝入内。我记得我和几个同伴围着那个破庙逡巡了大半个晚上,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在“世道要变”的种种不安的猜测和议论中,戏曲片《红楼梦》重新获准上映,成了“乡村电影”充满魅惑力的编年史中最后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当地的许多村民都是天生的戏曲迷。大部分南方戏曲,无论是扬剧、锡剧、淮剧,还是越剧和昆曲,都能使他们心醉神迷。而北方剧种则没有什么市场,除了京剧,特别是样板戏之外,他们大多不屑一顾。第一次放映《红楼梦》是在黄庄。很多远在十里、几十里之外的人都闻风而去。电影放到一半了,可许多观众还在途中一路打听黄庄的准确位置。


  最后,站在银幕反面的观众有许多人被挤入了池塘和粪坑。村与村之间发生的械斗令电影一度中止。后来,黄庄的大队书记通过话筒向观众喊话,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放一场,这才平息了骚乱。不料第二天人更多。天还没有黑,远道而来的观众像蚂蚁搬家似地分批通过我们的村庄,田埂上,河道边,到处都是。其中不乏小脚老太和耄耋长者。黄庄人担心出事,不得不临时决定,将放映地点从大晒场改到稻田里。 


  那时是秋末,晚稻刚刚割完,田野里看上去一望无垠。我和母亲就是坐在堆满稻子的田埂上看完《红楼梦》的。由于距离实在太远,我们根本就看不清银幕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我也不是很清楚,周围的那些妇女为何什么也看不清却一刻不停地擦眼泪。 


  男人们普遍不太喜欢林黛玉。他们对扮演薛宝钗的演员金彩风情有独钟。一位三十多岁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木匠一直对着银幕上的薛宝钗长吁短叹:贾宝玉不要你么,你就不要缠着人家了嗄,蛮好把我做老婆,我要你的哇——弄得我身边的那些女人又是哭,又是笑。 


  关于这部电影,我们村的一位生产队长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红楼梦》这部影片当年的确应该被禁止。随着这部电影的恢复公映,村里的那些地富反坏右,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蠢蠢欲动,简直就他妈的像过节一样。就连我们村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当年号称能够双手打枪的国民党团副,竟然也成天哼唱着《宝玉哭灵》。资产阶级高兴之时,就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日…… 


  这位生产队长所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资产阶级更为集中的香港,竟能连演十八场。由此可见,《红楼梦》所复活的不仅是一个尘封的时代,而是整个中国似断若连的民族文化记忆。 


  如果要我从曾经看过的无数乡村电影中挑选一部最令人难忘的影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越剧《红楼梦》,它堪称真正的脍炙人口,百看不厌。直到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DVD架上将它翻出来,独自一个人看上一遍,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部可以没完没了地看下去的电影。 


   

  仪式的终极 

   

  莫言曾经提到,他小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每次看都会流泪。可他万万没想到,事隔三十多年后,他在家中重新看《卖花姑娘》时,竟然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部电影的好坏,与它会不会使人感动没有太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观看一部电影或小说是否会流泪为依据,来评价一部艺术品的优劣。


  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不过,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莫言事隔三十年后看《卖花姑娘》仍会流泪,除了电影本身的煽情和悲剧性情节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在过去中曾经为它流过泪。记忆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其功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假如我们给今天的年轻人放映《卖花姑娘》,他们会流泪吗? 


  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盘DVD,一厢情愿地希望给他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小家伙毫不领情,当他恹恹地看到小嘎子点燃衣服烧鬼子炮楼的时候,终于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后来又找来了《地雷战》和《鸡毛信》,强迫他观看,其结果也颇令人伤感。她一边陪儿子看,一边吃力不讨好地还担任讲解: 


  “你猜猜看,鸡毛信藏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藏在大绵羊的屁股底下——” 


  或者: 


  “快看,快看,马上就要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地雷。其实那是鬼子的幻觉,鬼子用刀一劈,地雷‘轰’的一声就炸了——” 


  我儿子挣扎着抬起头,朝电视机瞥了一眼,随即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依旧沉沉睡去。 


  一个时代结束了,混杂在其中的历史记忆、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亦随之变得僵滞而呆顿。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格非 原名刘勇,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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