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叔

天津陈巧林 2018-01-19 11:13:23


 称其为叔,其实他就比我大三、四岁,是因为他的“辈分”高。说是辈分高,其实也牵强。在江汉平原的“马家直河”,全村人都姓马,就我们家姓陈。不是一个姓,排起辈分来,用老家的话叫“大致科目”——就是“相当于”。称其为叔的根本原因,据老人们讲,是因为元清叔的父亲桂林爹是促成我父母婚姻的“红娘”。

母亲出生于与我家一河之隔的黄潭街(现在为湖北天门市黄潭镇)上的一家大户人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家的富有就到了相当的程度。光是房产,就几乎占了黄潭镇上的半条街。但不幸也是万幸的是,其父兄也就是我的外公和舅舅染上了“毒瘾”,鸦片烟抽得先卖地、后卖房,到我母亲成年之时,已经是“家道中落”了。我眼光独到的外婆,痛定思痛,发誓要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河岭上最穷的人家。而我的父亲正好合乎她的这一择婿标准。

父亲算得是直河村最穷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靠叔叔抚养。叔叔也是穷光蛋一个,自己也要到30多里外的石河给人当长工,只有顺便带上才八、九岁的侄儿,给人家放牛。父亲成年之后,接替他的叔叔,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长工。

外婆自然不知道有我父亲这样一户人家,但她托付的择婿之人,恰好是与我家邻居桂林爹。桂林爹是在县河上划船搞运输的“船老大”。那年头,江汉平原河湖纵横,交通运输大都靠船。船老大走南闯北,穿州过府,见多识广,外婆才把这一重任交付与他。而他一下子就想起我的不笨不傻、能吃苦耐劳的父亲,并极力撮合了这桩婚事。从此,我的父母就把桂林爹当成了前辈。我们长大后,元清叔兄弟俩都亲热地叫我母亲为“姐姐”,而不是别人称之的“李家大姐”,我叫元清为叔,也就天经地义的了。当然,这都是在成人懂事以后,而当年都是直呼其名的。

从我记事起,我们两家的孩子就常在一起玩。我们家兄弟多,他们家就哥俩。元清叔和我二哥、他的弟弟又清和我三哥都一般大小,都是十分要好的伙伴。尽管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我母亲以及我们兄弟都认为他们哥俩比我们还“造业”(可怜),因为他们的母亲在元清叔很小的时候就因病故去。而桂林爹成天“漂”在水上,十天半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只得给他们娶了个后妈。

后妈姓倪,我们称“倪家婆”,听说是解放初由姨太太之类改嫁过来的。(在天门话里,“倪”和“姨”同音——“yi”。儿时的小伙伴们总喜欢当着又清的面,怪腔怪调地说出“咦——!很可疑!”之类来激怒他。每次他都是自入“圈套”,怒目而视、骂骂咧咧、就要动手。他越是当真,就越是“咦”声一片,最后往往是在斗嘴中不了了之。)她似乎不曾生育,所以对不是“从己出”元清叔兄弟缺乏爱怜、舔犊之心。见到我们一帮小孩,也是一脸的不屑与厌恶。尤其是她还抽烟,干瘦、眼圈发黑。她还行动诡秘,从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个月还总有几天要外出。在家时,则总呆在卧室里不出来,连兄弟俩都不知道她在干啥。懵懵懂懂而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我们,总怀疑她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倪家婆的身世,直到不久前我才明白,还真的和国民党有关,当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国民党军官太太。元清叔告诉我,后妈是天门城关镇人,还上过大学,在武汉一家报馆工作时和一位国民党军官相恋、结婚。谁知没几年军官就战死沙场,她只能靠民国“烈士遗孀”的抚恤金度日。武汉解放前,她偷偷跑出,只身回到天门,到其妹妹在黄潭街上开的粉馆里做了一名小工。后经我外婆介绍,改嫁给桂林爹,成了元清叔的后母。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无法也无必要考证。但能肯定的是,让我们这班小孩讨嫌的倪家婆,其实也是苦命之人。

她爱干净,但从不干家务活。扫地、做饭等,都要元清叔兄弟做。还有挑水。那时侯,吃水全靠男人们用水桶从屋后的河里去挑,那是重体力活。他们年纪小,挑不动,她就托人给他们做了两只小木桶,我常常看到他们俩从陡峭的河岸上气喘吁吁地抬或挑上水来。

除了挑水,还要砍柴。他们家没人在生产队种地,麦草、棉梗之类的柴禾也分得少,做饭的燃料主要靠去拣、砍。我和又清就经常一起去找树上枯死的树枝,或是去砍埋在地里的死树的根须。当然,所有“收获”都归他带回。

除了砍柴,大概还要喂猪。我的记忆里,他们兄弟俩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猪食的馊酸味。到了冬天,两双小手总是冻得红红的,手背上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我母亲见到后总是十分心疼,喃喃地说:“没姆妈的孩子真‘造业’!”

正是这种缺乏母爱的童年,形成了他们强烈的自立精神和叛逆性格。在大人们眼里,他们不是循规蹈矩、懂事听话的乖孩子。不知什么缘故,大人们给他们起了个莫名其妙的外号:“阿爸子”。元清叔为“大阿爸”,又清叫“小阿爸”。而天门的方言中,“阿爸”不是对“爸爸”昵称,或泛指长辈,而是专指那些老态龙钟的妇女。是他们小时候长了一副老太太一般扁扁瘪瘪的嘴,还是人们像对老妇人一样对他们不喜欢,至今不明。

第一次看到元清叔和桂林爹发生冲突,大概是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正在黄潭中学上初中的他,可能是在学习“物理课”时,迷恋上了“无线电”,就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组装起了矿石收音机,还在屋顶上架起了蜘蛛网状的天线。他调试好“机器”后让我们听,音乐、播音员的声音就从那小喇叭里传了出来,让人觉得神奇无比。

但桂林爹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干涉了几次也不见效果。某一日回到家中,把他元清叔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元器件及组装成的收音机,用旧布一包,全部扔进小学屋后的河心里。元清叔闻讯后急冲冲赶来,非要跳进冰冷的河水,把他的那些“宝贝”捞上来,当然是遭到桂林爹的一顿痛打。我母亲及邻居们都来劝架,才把这场冲突暂时平息。

 

              站在自己田头的元清叔

 

不知是他中断了学业,还是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我上中学时,元清叔就回乡务农了。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爆发,他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即使被“革命”所误、所害,至今也无怨无悔,当然也拒不认错的“造反派”。

他开始在我的老家直河大队“举旗造反”的时候,我正好失学在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吧,年小体力不支;不干活吧,又成天无所事事。除了“世交”、邻居这层关系之外,同样具有叛逆性格、参加过学校的文化革命并当过“赴京代表”的我,对造反、革命有一种虔诚的向往,对他们那一派的观点发自内心地赞同。所以小小年纪的我,就成了元清叔的业余“秘书”兼“幕僚”,几乎参与了他早期的所有“革命活动”,见证了他由平凡到辉煌再到衰落的全过程。

现在说起“文革”中的“造反”,都是打砸抢烧、十恶不赦的勾当。可是在当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扯旗造反却是十分时髦,且令人羡慕的“事业”。那时的元清叔,风华正茂,出身又好,还是直河大队少有的初中毕业回乡知青、大队团支部委员。这样的进步青年,岂有不紧跟毛主席,投身革命“洪流”之理?

记得元清叔领头成立直河大队造反派组织的时候,带着我去了一趟天门县城,看看大字报,收集相关资料,了解运动形势,还和相应的造反组织接上了头。具体到了什么地方我已记不清了,但至今仍有清晰记忆的是,吃午饭时,他请我去了一家临街的饭馆,吃了一道大概是五分钱一盘的“香干芹菜”,从此使我对那如同野草、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的芹菜刮目相看。芹菜炒的这么好吃,那可是我这一辈子的第一次!

回村以后,元清叔就着手成立造反组织。“造反”也要讲“师出有名”,《宣言》是必不可少的。我记得在大队机屋(粮棉加工厂)后面的小平房里,我给他起草了《直河大队某某某造反司令部宣言》。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然写不出什么“名堂”,无非是照抄别人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交元清叔审定后,我就在刻印钢板上刻出蜡纸,用手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然后到各生产队,直河小学等处去散发。

除了《宣言》,我们还翻印过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各地文革的动态,宣扬本派观点的传单。还写过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贴在路边的树干和房屋上。

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也是我乐于做的。“前台”抛头露面的“造反”,我感到害羞,也就很少参与。但也知道他召开批斗大会,批判了大队支部书记桂成爹,也斗争过时任公社书记的我父亲,据说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打人、剃阴阳头、架喷气式等过火的举动。

唯一参加的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冲击“无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元清叔的“红色造反者”对立的一派)的会议。某日晚,元清叔不知从何处探知到原大队委部分成员、生产队长,在九队队长家里开会,名义上“抓革命、促春耕”,实际上是谋划成立“无派”组织,好与“红者”对着干。元清叔召集我们一帮小孩,“走!把那狗日们的会给冲散了!”我们就跟着他,摸黑找到九队队长家,敲开后门,冲着一屋子的人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许以春耕生产转移文化革命的方向!”队长们先是惊讶,后来看到我们是些小孩,有的骂骂咧咧,有的开门离去。我们见目的达到,满怀胜利喜悦,一溜烟地跑了。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本大队造反组织成立起了,革命大批判开展起来后,元清叔带着我到邻村的大队去动员群众,记得到过曾巷、甘岭等队,用铁皮话筒在村头喊话,鼓动社员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做这些事的时候,元清叔总是充满激情。

后来,也许是元清叔在造反组织里的地位提高了,活动范围也不止是限于直河,我这“幕僚”也就“下岗”了。

再次成为他的“参谋”甚至是战友,是在他受到“打压”之后。

湖北文革中的造反派,到了1967年,主要是两大对立的派别:“工总”和“百万雄师”。尽管对立,但在造反、革命上却是高度一致。只是都以为自己才是最正宗、最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其中有一派是受部队支持,而另一派则受弹压。在天门,受部队支持的派别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无派);受弹压的是“红色造反者”(红者)。大约是在1967年的春天,支持“无派”的天门人武部发布了一个《3、26通告》,明确定性“红者”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要取缔,活动要停止,头目要拘捕。一时间,“红者”的办公室被查封、大字报被撕毁、领导被抓捕,大有“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意味。元清叔所属的组织,正好是“红者”,又是头头,自然是在劫难逃。

听到风声的元清叔潜回家中。某日,他探听到“无派”将派人来抓他,就让我送他出去逃避,天黑后我们就偷偷动身。他带着简单的行李,还拿了一把伞。我们沿着河边的小路,往天门县城方向“逃窜”。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又担心被人发现后受到追捕或拦截,一路行来都是提心吊胆。尤其是对我这个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既有一种献身革命的神圣,但更多的还是害怕。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从邻村的熊河过了渡船,刚进北岸的村子,突然窜出一条狗来,对着我们就是“汪-汪-汪”一阵狂叫。猝不及防的我,吓得浑身瘫软,就差点昏厥过去。可看看身旁的元清叔,他以极快的速度,端起雨伞,摆出一个骑马蹬裆的架式。等到发现就只是一条野狗时,我们的心才安定下来。元清叔拉起我的手,继续往县城逃去。当晚就住在天门中学的一处学生宿舍,也是“红者”的据点里。第二天他往何处,我不知道,和他分手后我就若无其事地回到村里。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没过几天,元清叔还是被“捉拿归案”了,住进“学习班”,隔离交待“反革命罪行”,据说还挨过打。我至今还不理解,平日里都是无冤无仇、甚至是素不相识的,只因为某些观点的不同,就有欲从肉体上消灭而后快的残忍,把人下狠手往死里打。他说有一次嫌他态度不好,就打得他口吐鲜血。自然是没人治疗的。他知道老家农村有喝人粪治打伤的偏方,就趁天黑趴在茅坑边上,大口喝下池子里的粪便……

他坚信他没错。革命、造反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我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不打人,不干坏事,你能把我怎样。“无派”把他拘禁了一段时间,大概也没找到什么罪行,就把他放了出来。

应了那句名言:“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出“狱”后的元清叔愈益坚定自己的信念。革命前辈不也是这样,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革命正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我,自然坚定地和元清叔站在一起,在他的带领下去顶住“逆流”,反抗“镇压”,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在当时所谓“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这些反抗都是秘密进行的。

我记得的反抗举动之一,就是元清叔参加过一次秘密进京上访。被压制的“红者”中的一批坚定分子,串通好了一起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告状。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元清叔在我们家,和他的铁杆支持者:我和我的母亲,聊天聊到深夜。我们畅谈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认定只有我们才是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要不屈地抗争,让毛主席了解真相,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元清叔离去时,我打开大门,但见皓月当空,一片银辉泻满大地。一种献身革命、坚守理想的神圣感油然而生。第二天一早,他就偷偷离村,自掏腰包进京“告御状”去了。

另一次的抗争,是和他一起到黄潭街上贴大字报。“3、26通告”发布后,“红者”成为被取缔的组织,一切活动都转入地下。人人都担心自己会被受到整肃,谁都不敢公开站出来贴大字报而自投罗网。但我们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却是在高压下与日俱增。我们时常聚在一起,抨击时政,倾诉不平。有一日,不知是元清叔从何处弄来一份传单,还是我们自己起草了一张号召“红者”起来抗争的文章,就在我家四面透风的“阁楼”上,用毛笔在白纸上写出,卷好。并准备了浆糊,探明了大字报张贴处及行动路线,等到那一天的半夜时分,我和元清叔就出发了。

黄潭街和我们村隔河斜相对,我们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船,往斜对岸划去。在街东头的船码头靠岸,系好船绳,就放轻脚步,沿河边偷偷摸到大致是街中心的位置,从一条狭长的小巷穿过,就到了临街的区卫生院的门口。那里有一块用木桩、芦席搭起来的大字报栏,我们要把声讨“无派”的大字报贴在上面,让第二天一早赶场的人们,在第一时间里就能看到,被镇压、受迫害的真正的革命者并没有屈服。

那晚是个月黑夜。街道上空无一人、静寂无声,也像在人们的鼾声中沉沉地睡去。借着微弱的天光,伴着咚咚的心跳,我们再一次确定没人跟稍后,就手忙脚乱地摊开大字报,往背面抹上浆糊,再贴到芦席上。大字报共有两张纸,刚把第二张贴上,就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狗叫。那叫声,在我听来,是那样的凄厉,是那样的惨烈,我的心都要蹦出胸膛了。元清叔和我胡乱地把第二张纸用手摸了两把,像做小偷被人发现一般地撒腿就往通河边的小巷跑去。我在前,元清叔紧随其后,直到上了我们的小船,看看后面并没有人追来,我才明白那不过是虚惊一场。心跳恢复平静,献身革命的光荣与神圣就又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冒出。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了一件宣传鼓动革命群众的大事一般。元清叔摇着船,动作是那样的舒缓,小木桨拨动河水发出的“哗哗哗”的声音,是那样的悦耳动听------。

第二天天亮后,我们大概还跑到街上看了看,大字报贴得还算周正。但也好像没有出现行人竞相观看,进而引起轰动的效果。但这毕竟是黄潭地区公开反抗镇压革命群众的“第一声”,成为日后元清叔重要的“革命功绩”之一。

不到半年,武汉的“720事件”爆发,陈再道倒台,受军队压制的天门“红者”立即翻过身来,而与之对立的“无派”却成了“阶下之囚”。元清叔自然成了有功之臣,扬眉吐气、挺直腰杆成为黄潭区“红者”的总司令。对我的“论功行赏”,只是“翻案”数月后,元清叔请我到天门剧院,看了一场反映“红者”光辉斗争历程的话剧。我只记得剧中的男主角是我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的哥哥。舞台上他表演的很投入,从造反、到获罪,无辜受压的冤屈,不屈不挠的抗争,直到乌云散去的翻身。那一场场、一幕幕,我看到的都是元清叔和我的影子。看到最后,元清叔和我竟然都是热泪盈眶了。由此,我又朦胧地联想到,我们的许多事后张扬得神乎其神的“丰功伟绩”,当初大概也是这般“平淡无奇”的吧!

到了1968年黄潭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元清叔作为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理所当然地被结合进去,成为最年轻的常委。成立大会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我们像过节一般地去参加了会议,看到元清叔满面春风、朝气勃勃,我从心底呼喊:“文化大革命好!”、“革命委员会好!”

往后的日子里,我就很难见到常委元清叔了。偶尔见一面,就见他白了、胖了。乡亲们就一片赞扬:”养好了!”他的着装也开始讲究起来。不知从何处弄来一身白色的军上装,穿上十分得体,连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更显得年轻、英俊,再也没人叫“阿爸子”或“大阿爸”了。

再往后,就是喜讯频传,听人说“对象”也有了着落,是黄潭街上的一位漂亮女娃,和元清叔谈起了恋爱。有一次她和元清叔一起回家,我们还远远地看到过。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端正的五官,大大方方的一个街上人,和常委元清叔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个,转眼之间就成了万众敬仰的“政治新星”,功成名就、红袖添香,这可是世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元清叔的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从未有过的精气神。

但这“良辰美景”,大概不到两年时间就结束了。不知是那条“路线”使然,天门各级革委会中造反派出身的成员,都先后受到清理,元清叔也“归零”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平民,悄无声息地回村劳动。记得是1969年的冬天,他又挑着破旧肮脏的行李,和我们一起上汉北河工地,与“地”奋斗去了。

开挖汉北河,是故乡天门人民“战天斗地”的壮举,也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艰苦的劳作。在一马平川的汉北平原上,靠着人抬肩挑,硬是挖出一条浩浩荡荡的人工河来。我们大队的工段,在离家约20公里外的卢市区某村境内。元清叔和我一样都住在临时搭建的低矮潮湿的茅草棚里,天刚刚亮,上工的哨声就会响起,我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工地,把一筐筐泥土挑到今后河堤的位置。

刚开始,担上泥土后只是平面移动,劳动强度还小些。随着工程进展,河谷越挖越深,坡道越来越陡,往上挑一担泥土,往往就累得双腿发软、精疲力竭。尤其至今都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如此消耗体力的强劳动,粮食供应却是严重的不足。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可怜的1斤。也就是早饭2两稀粥,午、晚饭4两干饭(都是食堂用土钵子蒸出来的)。这哪里能够?特别是中午,一钵饭下肚,几乎跟没吃饭一般。剩下的肠胃空间,只有靠副食——胡萝卜来填补。往往是一钵饭,再来两到三碗水煮胡萝卜片,才勉强有吃饱的感觉。

开始几天,还觉不错。天天如此,到了后来,闻到胡萝卜的味道就恶心,但为了撑起那消化能力极强的胃,只能是勉强咽下。这段经历至今已是整整40周年了,尽管如今的营养学家把胡萝卜素吹的神乎其神,见了胡萝卜,不管生熟,我是决不愿多吃一口的!尽管如今有学者、编导把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吹嘘得美轮美奂,我对那个靠胡萝卜充饥的时代,是怎么也怀念、热爱不起来的!

体力上的重负,也不曾减轻精神上的苦闷。尤其是元清叔,“曾经沧海难为水”,一度的辉煌,换成了受排挤的冷遇,心中的不解、忧愤可想而知。日落西山的劳作之余,我们曾在空旷的原野上、清冷的月光下促膝谈心,排遣愁绪,互相鼓励。有一次我们还借采购胡萝卜的机会,去了一趟卢市街上。转了街,下馆子吃了一顿饭。还专门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照片上的我们,满身泥土、一脸饥色,一幅“峥嵘岁月稠”的模样。去年回村,见到元清叔,他居然还保存了这张40年前的合影。但照片已是一片水渍、斑驳不清了。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其一是大约在1969年的中秋节后,桂林爹的木船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元清叔在河面上遍寻不着,最后断定为沉没了。他就找来一只船,在原停船处附近的水中,探找沉船的位置以便打捞。所用的工具极其简陋,就是竹篙上装了一个铁钩。探找半天,已滑向河心船是找到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将其挂住拉出。众人想了半天,也没好办法。元清叔就要脱光衣服,带上绳子,潜水绑船。

我们都觉得这样太危险。一是天气太冷。中秋已过,天已变凉,人们都穿上夹衣了,光脚站在水里都受不了,更何况全身泡进水里且潜入20多米深的水底;二是河底情况不明。沉船在水底多深处?一口气能否潜到底找到船并将其绑住?沉船周围是否有障碍物缠着人的手脚?都劝他不要下水。

但他却毫不在意,在船上脱下衣服,只剩下一条短裤,在腰上系了一根绳子,“扑通”一声就跳下河去。我们这些在河边长大的男孩,都有一副好水性。只见他在水里活动活动,作了一个深呼吸,身子往上一窜,借着劲就潜了下去。不一会儿,他的头就浮出水来,说是准备不充分,没潜到底,我们急忙把他拉上船。他的嘴唇发青,浑身冻得直哆嗦。我们给他披上衣服,好像还喝下了一碗白酒,休息一会,身子暖过来,气力也恢复了,他就又跳下、潜入。这一回在水底待了足足有3分钟,露出头来后就是大口喘气,告诉我们“船绑住了!”后来,人们就用他绑在船头的绳子,把沉船拉回岸边。

还有一件事,大概是1970年的春天,桂林爹去世了。元清叔十分悲痛,我们都去帮助料理丧事,还算隆重地出殡安葬了。按照家乡的风俗,逝者下葬后第七日(?)的深夜,其子要到坟前摔碎瓦罐之类的器皿以示孝敬。桂林爹在世时,对俩儿子从来就没给过笑脸,对元清叔的“造反”“腾达”还多有不屑。但元清叔对他还是十分孝顺,死后也要讲这一套“礼性”。其实那时是“革命”时期,这一套东西早就当“四旧”横扫干净了。不知元清叔从哪里学会了这一仪程,没想到元清叔还偷偷约我和他一起去上坟。

半夜三更到坟地,我既害怕,又好奇。但想到有他带着,不会有什么危险,说不定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怪异现象。那一晚的半夜时分,我跟在他的身后,悄悄地出发。

墓地在村南约1里地的麦田里。那一晚,月白风清,江汉平原那碧绿的田野也如梦幻般地睡去,漫无边际的麦苗已经齐腰深,南风吹来悉悉作响,犹如土地老爷的梦呓。远处的树梢上隐约有一层淡淡的雾气,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水汽和豌豆苗、麦苗的清香。雾气已经下沉,田里的庄稼、路边的小草,叶子上都有一层看不见的露水。

按家乡习俗,去坟地不能走现成的路,而必须从不是路的麦田里穿过。元清叔领着我,绕开田间小道,横穿一垄垄麦苗,朝大概是墓地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不一会儿,鞋子、裤腿上都被露水湿透了。

找到了桂林爹的坟头,元清叔大概是烧了纸,还在坟前跪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高高举起随身带去的瓦罐,使劲往坟前的一块砖上摔去。只听“砰”的一声,罐子就成了一块块碎片。那一声响,在空旷寂静的原野,我听来是那样的惊天动地。我看见他完成这套动作,又绕坟转了一圈,就告诉我可以回去了。我才觉得,半夜上坟,也不是什么恐怖的事。人们传说中的种种神怪,我一样也没看见,又不免有些可惜。

回来的路上,我们可以走大路了,他反复叮嘱我,今晚上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我自然知道,这种封建迷信的一套,要是被要收拾他的那一派知道后,必定是罪加一等的。所以我一直守口如瓶。

到了1970年底,对元清叔这一派的“清算”又有加重的迹象。出于对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厌恶,也担心这种清算迟早会株连到我,当然从根本上讲也为了脱离艰苦的农村而另谋出路,不满18岁的我,就报名应征入伍了。得知我“当兵”的消息,元清叔极为高兴,鼓励我在部队只要好好干,就一定会有出息。也告诫我千万不要恋家,不要再回到天门,卷入到残酷的政治争斗之中。

到了部队后,我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中。记得曾经通过几次信,但慢慢地就没了联系。直到四年后我第一次探家,才见到了总是牵挂在心的元清叔。他老了,也瘦了。一番长谈,才知道现在当权的,已经是“无派”。他也只能是在家种地,政治上还总当作“异己”。当年的恋爱对象、那位漂亮洋气的镇上姑娘,也被招工进了工厂,和厂里的某领导有了“来往”,他就很知趣地和她终止了关系。恰在此时,本大队一位相貌平平的农村姑娘主动向他扔出“绣球”,并于不久前结婚成家。他请我到他家做客,见到了他的爱人,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一位农妇,他表示很满意。一个农民,而且是政治上有了问题的农民,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能娶上媳妇就算不错了。

我结束探亲返回部队时,他把我送到了武汉,我们还一起去游了东湖,在湖边的景点旁合影留念。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有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也有对现实政治的担忧,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

      

      

  和元清叔在东湖公园留影。右为元清叔


两年后,以“四人帮”被粉碎,标志文化革命的结束。但在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中,元清叔又被作为“造反派头目”而受到整肃。也是在一处水利工地上抓起来后由一队民兵押解回黄潭的。还是交待“造反”的罪行。多少年后元清叔告诉我,那可是一道鬼门关!“红者”“无派”,当年本来都是自我标榜为最正宗的“造反派”,都在搞打砸抢、斗走资派。但到了如今,祸国殃民的只是“红者”。说是审查,实际上就是往死里打。有一位受红派支持的区领导,就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上都挂满了肉丝。

“这一次我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我没罪恶,不能再遭毒打。在关起来的当天,我就对管教我的头目说,你们要打我可以,但只能由一个人来打。不能只许你打我,不许我打你。我要还手,一对一地打。没想到这一下倒把对方镇住了。他不摸我的底,只知道直河村有练习武功的传统,害怕我有一身的功夫把他给打废了。人呐,谁不怕死,尽管他们人多势众,但谁都不想当‘出头椽子’。所以别人被打得哭爹喊娘,我却没有挨过一棍一棒,终于躲过了‘文革’的最后一场劫难!”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我每次探家都是来去匆匆。尽管他把新房挨着我们家盖起,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邻居,我每次回家后都要去他家看望,但大都说不上几句话就告辞了。只是大致知道他添了孩子,头胎是个女娃。他不甘心,又生,还是个女娃。生到第三胎,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这才罢休。江汉平原人口密度大,计生政策执行得严,据说他为超生付出不少的罚款。好在他能赚钱,是村里较早的万元户之一,有了延续香火的儿子,掏钱挨罚也在所不惜。

他的赚钱之道,就是他早年摆弄过的“电器”。经营项目之一,就是放录音,老家直河叫“喊喇叭”。经济上改革开放,婚丧嫁娶的老习俗就又回潮,但凡红白喜事,包括儿子出生、满月、周年、十岁、考上大学,都要摆席请客、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文化革命普及了“高音喇叭”,其热闹程度无物能比,“喊喇叭”和放鞭炮一样,成了普通百姓请客时必不可少的点缀。

为了适应这种市场需求,元清叔就重操旧业,买了元器件,装成扩音播放设备,配上或喜庆、或悲切的各种音盘、磁带,包括天门人喜欢听的天门花鼓戏唱段。谁家请客,他一早就去装上机器,那些只能在电视或收音机里才能听到的流行歌曲,或是农村人喜欢的戏曲的经典唱段,就会在僻静的乡村里轰然响起,热闹的气氛就从那喇叭筒里溢出,整个村子如同过节一般。因此,他独创的这一“行当”大受欢迎。我在家时有几次见到他,就见他推一辆旧摩托,车上带着喇叭之类的设备,说是要给谁家去放歌。果然不一会儿,村里的某处就会传来他喇叭里的歌声。

到了后来,不仅本大队的人请,外大队的人也慕名而来,有时候还排不过来,两三家同时来请。好像他还雇过两个徒弟,以满足几处同时放歌的需求。机器调好后由徒弟们看管,他则几处来回转转。这一“行当”,所耗只不过一点电费(当时农村大多地方没通电,用电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蓄电池),但东家除了管吃酒席,还有相对不菲的工钱,在当时的农村,算得是不错的回报了。

经营项目之二,就是电器维修。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风扇、电视机等家电才开始进入农村,都是宝贵得不得了的家什,上面都要罩上套子来加以保护的,维护、修理人员更是奇缺。元清叔凭着早年的那些无线电知识,把看上去万分复杂的电视机电路,学习、琢磨得八九不离十,就承接起维修业务。我还记得他还托我买过电视机电路方面的书,我也到有关的书店转过,好像没有买到他要的书,但他还是把业务开展起来。他新盖的房子里,专门设有他的一间工作室,里面摆着工作台,放满了待修的机器或元器件。这项业务,也是他的生财之道。

经营项目之三,就是他自己研制、生产小型电子设备。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组装了一种当时还没被禁止的“电鱼器”,就是将蓄电池里的电,瞬时大流量地向水面放出,把水中的鱼儿“电”翻,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捞出。老家天门河湖水塘到处都是,他的电鱼器也很有销路。他也知道这是竭泽而渔的“绝户捕鱼法”,从未大张旗鼓公开推销。尽管不是高科技,也没有高回报,但比起农民在土里刨食,效益不知高多少倍。

没有了政治上的折腾,他也彻底了断了入仕为官的念想,专心致志地经营起他的生意。妻子操治家务,克勤克俭,到了90年代初,他们就成了直河村少有的富裕之家。他家有多少钱,尽管他不曾张扬,据乡人估计,10万元怕是打不住的。

有一年我回乡见到他,劝他到城里投资建厂,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生产他懂行的电器,他却一口回绝。理由是城里建厂收益高,但风险也大,弄得不好把自己的“老本”都赔进去,不如在家里做“小本生意”收入稳当,心里踏实。我提醒他,你现在经营的生意,会随形势的发展慢慢萎缩,是没有前景,也没法做大的,必须找准机遇“转场”。他似乎听不进去,我自然只能作罢。

他把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放在了下一代的身上。两个女儿上学后学习成绩尚可,后来都考上了大专之类的学校,毕业后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他一向引以为荣的儿子,大概是复读一年,考上了驻在武汉的海军工程学院的代培生班。元清叔满心欢喜,逢人就夸儿子有出息,成了大学生。

儿子临近毕业的那一年的春天,元清叔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称儿子毕业后找工作,还得让我想办法。儿子上学4年,花了几万元的费用,毕业后在外找不到工作,回到天门,无异失业。天门是高考的状元县,每年考出去的学生数以千计,他又没有过硬的关系,无法谋到一个职位,他这些年的努力就算白费了,孩子的今后也给耽误了,让我务必帮他一把。还说“这年头找工作不易,尤其是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你也还得去求人。我尽管不是富有之人,但为了儿子,该花的钱还得花。多的钱拿不出,但请人吃饭,送点小礼,还是有能力的”。还说要给我寄些钱来,让我“打点”相关人员。

那时我已担任了科技工委的副书记,下属单位中也有和他儿子所学专业对口的,每年都有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计划,给下面打招呼安排他的儿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总觉得做这种事影响不好。但对元清叔的要求,我又无法拒绝,不办或办不成,对他的打击太大。几经犹豫,我还是咬咬牙,破了这“规矩”吧!就给他回电,答应试试。成了,不要谢我,那是孩子的运气;不成,也不要怪我,那是我能力不行。

我找了一家与他儿子所学专业相近的研究所的领导,求他帮忙安排工作。并告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儿子,让他务必关照。领导二话没说,就让送材料。正好他们所也要进人,他们将按接收大学毕业生的统一手续,接纳其为本单位的正式员工。

谁知在办理接收手续时,问题就出来了。先是研究所人事部门的同志认为,部队院校的代培班,理应在部队分配。这事还好说,作作解释,也就认可了。后来遇到的麻烦,是儿子暂未获得学士学位,我又托人向市教委就业管理部门沟通,当作“特殊情况”处理,盖章准入。元清叔大喜过望,听说在家里还请了客,不无自豪地告诉乡人,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就要到大城市天津工作。并紧锣密鼓地准备行装,他要亲自送儿子来报到。

父子俩上了武汉至天津的火车,元清叔就给我来个电话,告知所乘车的车次及抵达时间,让我到车站接站。

第二天的正午时分,在炎炎烈日下的天津站,我见到了元清叔。父子俩一前一后地从出站口走出,元清叔在前,仍是一身深色的衣服,一条扁担,跳着两件沉甸甸的行李,在这北方都市的人流里显得格外醒目。身后的儿子呢,已长成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伙子,却两手空空,肩上斜跨一个小背包。见面后我就要接他的担子,元清叔却执意不肯,坚持挑着担子穿过停车场,亲手放进汽车里。那根扁担太长,顺了几次才装进后尾箱。

我请他在附近的饭店里吃午饭。边吃边给他介绍他儿子将去单位的情况:国家级的研究院所,一切都很规矩,想进来是不容易的。但进来了也只能是解决就业及户籍问题,住房等其他事项,均需自己解决。我也告诉他的儿子,我的帮忙,只能给你找个饭碗。这碗能不能保住,饭吃得饱否,全靠自己的“造化”。元清叔就连连称是,嘱咐儿子好好工作,不惜力气与辛苦,把饭碗端稳,做出好样子来。

饭后我领他去了T所,把他儿子交给人事部门去办手续,给他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下。让他先帮儿子安顿下来,再到市里各处转转。

大约3天之后,元清叔提出要回去。并说儿子能找到工作,人家帮了不少的忙,今后儿子也还得靠人家提携,想让我出面,请T所的领导吃顿饭,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按理说,这“答谢宴”该由我来请的。我就约了所里的领导,晚上到一家饭店吃饭,让元清叔父子都参加。席间,元清叔给所领导逐一敬酒,说些感谢、托付之类的话。散席前,元清叔要去结账,哪里轮得着他,所里早就把钱付了。

饭后,我和元清叔聊了很久。他告诉我,现今农民的生活虽比不上城里人,但比起过去的极左时代,日子好过多了。没有政治运动,不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家里面,儿子参加工作,今后也没太犯难的事。儿子能在大城市里成家立业,也算了结了他一桩最大心愿。生意上,前些年没有听取你们的意见,自然是越来越难以维持,唱喇叭、制电器已经赚不到钱了,他就打起了别的主意。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然还是侍弄庄稼保险。这几年粮食棉花不值钱,村民们都不愿种地,撂下承包的土地外出打工去了。他趁此机会承接了原生产队近1/3的土地,并和村里签订了经营50年的合同。他有些无奈地说,过去我们都是要打倒地主,没想到我一下子成了村里最大的“地主”。

我问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雇不雇短工,怕不怕再来运动被打倒?他告诉我,一个人种几十上百亩的地,自然忙不过来。但他与别的农民不同,种的庄稼,都是易于机械化耕作的,播种收割都用机器,平时的管理家里人就够。忙了也请人帮忙,该给的工钱一分也不少。两相情愿,也算不得剥削。至于会不会再来一次“土改”,对他这“新地主”进行清算镇压,他说想不了那么远,也想不了那么多。土地都是村里的,我不过是有使用权地种种,跟过去土地私有的地主,还是有根本的不同。哪一天不让种了,交给村里就完了。他设想着,把庄稼越种越好,把土地越聚越多,加上机械化和科学管理,也能赚到钱来,自己不愁吃不愁穿,也给乡亲们谋点福祉。

谈到当年的“革命”、“造反”,他依然一脸的神圣,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错误的。上层的权诈、黑幕我们不懂,但我们反的“走资派”,反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还不就是如今的贪官污吏,难道今天反对这些人也有错?

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往事,他眼里熠熠生辉。他说你那时小小年纪,就有那么坚定的意志、清醒的头脑,是好多成年人都不及的,成为他早期“革命”的好帮手。他说,到了运动后期,他才明白,作为一介平民的他,要想和那些已经把持了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斗,最后的结果,失败的只能是自己。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好在我没落个“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失去了的青春无法补偿,这一代人哪个不是这样?让我欣慰的是,过去那些和我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大多没我日子过得好。有的人坏事做绝,最后遭了报应,老年生活很是凄凉。我却因为挨整,吃够苦头,但依然保留了为人良善、刚正、公平,越来越成为村里受人尊敬、德高望重的长辈。邻里间有了矛盾,都来找我评理。前几年弟弟又清当村支部书记,成天喝酒应酬,群众意见较大,我当众厉声批评,弄得兄弟俩差点反目。

说起这次儿子工作安排的事,他说让人家帮了大忙,吃饭没请成,是不是该给头头们送点礼,以表心意。我说,你一个农民,你的钱都是你从土里刨出来的,谁好意思收你的?况且,别人是在帮我的忙,要送礼答谢也是我的事。但我们是朋友,送礼别人也不会收,所以你就放心走吧。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确实有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恶习,但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人人如此,处处如此,讲义气、重情操的领导,还是大有人在的。他心里也就不再嘀咕,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儿女们都有归属,元清叔的日子应该是无忧无虑了。谁知这好日子刚刚过了一年,就嘎然而止。有一天,我接到元清叔的电话,称妻子得了尿毒症,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不见什么好转。要做透析,也掏不出那么多的钱。现在病情日重一日,怕是要不久于人世,要我和T所的领导说说,准予儿子回家几天,陪她妈妈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说到此时,电话中的元清叔已是泣不成声了。

我除了安慰几句,亦别无他法。我给他儿子请了假,儿子就心情沉痛地回家去了。没几天就回来了,告诉我,母亲已经故去了。

这几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回乡为安葬在老家直河村父母上坟,每次都能见到元清叔,有时他还陪我们一起去坟上。去墓地的小路,正好穿过他承包的土地。阳春三月,地里的麦苗已经抽穗,绿油油地一片;油菜花竞相开放,金灿灿、黄酥酥的。当年和他夜趟麦地上坟摔罐,文革中“革命”“造反”的种种往事,就不由自主地涌现眼前。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都是半大老头。年纪大些的早已撒手西去,归入脚下这片黄黑的泥土。还有几人记得,在这片如画的土地上,曾经上演过也许荒唐,也许神圣的故事。田地易主,黄花依旧!

 

                黄花依旧,田地易主

 

站在地头,元清叔总是指着那些庄稼,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从这块麦田到那块菜地,就是他的“领地”。田里的庄稼夏天收割后再种上黄豆,到秋天能收获多少粮食。到了明年还要更换品种,争取有更好的效益。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能从他已显苍老的脸上,看到当年造反司令、革委会常委的神采,看到一个农民,对生活的满足与希冀。去年,我让他站在自家田头,给他照了一张相。照片中的他,身披一件深色的外套,右手指间夹着一根烟,脸上是舒展开来的笑容,让人看了也感到舒坦。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元清叔!这才是我历尽苦难、但算得没枉活一生的元清叔!

元清叔今年应该是61岁了,仍然孤身一人住在我那偏远闭塞的故乡直河村,住在他前几年盖起的楼房里,起早贪黑地种着几十亩地的庄稼。我劝他到城里的孩子家住住(儿子已在天津买了房子,他出的“首付”,让我把关,我认可后他才掏的钱),他说城里的生活不习惯。劳碌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干地白吃饭,心理、身体上都受不了。况且,田里的庄稼也离不开他。我也劝他找个后老伴,互相有个照应。他说农村不如城里,孤寡老人多的是,重组家庭的并不多,再婚后和和美美、不生是非的就更少。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我问他再老些不能动了怎么办?他淡淡地一笑,说:“走一天,看一天吧!”               

 

 2009年7月19日   于天津


Copyright © 广州内衣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