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2018-03-23 12:17:06

纪录片《知识青年在云南》
上海电影制片厂(1973年)

这天走上知青路
作者:叶铁淳

70年6月17日,走过了“四个面向”,上山下乡形势已是“一片红”,69届毕业生没有参军,这就意味着不管家里什么情况,必须到农村去,上海一个不留。就在这时,上海到云南去的知青专列停靠在虬江路火车站北区,没有红旗,也没有锣鼓,只有上海市“文攻武卫”队员神情严肃地头戴藤帽,手持长矛,排立在车站周围。当车门沉重地关闭,列车缓缓脱离了10号站台,顷刻间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成为没人指挥的悲恸乐章震动上海。这时闸北七中80多位同学,激动地坐在51型车厢的硬条凳上,争先恐后地把头探出狭小的窗外,最后一次向来送别的亲朋好友们挥手告别,这一刻我们和上海分离了,这一天我们踏上知青路。


火车的汽笛在浙,赣,湘,桂的上空拉过一个长声,又隆隆地爬上云贵高原,终于在第五天麻麻亮时到达雨中的昆明。大家一下子被迎面而来的风雨吹醒了,站台上举目无亲,带队的“工宣队·”大声地指挥着,我们手忙脚乱地跳下车,裹着高原的凉意,提着各自的旅行包,网线袋,马桶包,又紧紧张张地爬上来接我们的大卡车。昆明虽是省会,但见路上车辆不多,只有马车来来往往,赶早班的市民冒着淅淅沥沥的雨雾,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些穿着和他们不一样,说着他们听不懂话的学生子,车站冷冷清清的,唯有不绝于耳的马蹄声在水泥地上“格格”作响,这时让我第一次离开书本,体会到离乡背井的词意。 


西南刚进入雨季,“老解放“,“嘎斯”,“道奇”组成的车队雨中排列,后面的拖斗挂着我们的行李,从头望不到尾的车队,车下司机清一色的解放战争南下老兵,车上我们像灌猪一般挤成一团,为了爬山涉水,轮胎不断要绑上铁链,于是浩浩荡荡地前进在昆洛公路上。沿途古老的村落斑斑驳驳,残墙断瓦却是风光始然。城城街街漆成绿色的排门板上木纹里透露出历史的诉说。昏暗的灯光照耀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青苔露水倒映出人间的沧桑。老朽的板壁和青石之间张贴着革命的标语,穿越时空视觉似乎仍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族人民有的倚在窗口,有的蹲在垄上,像看西洋镜一般,关注我们这群上海来的少男少女,大概是触景生情吧,我们一片善意,纷纷把饼干,蛋糕,大白兔奶糖抛洒给他们品尝,虽然素不相识,但也充满了阶级感情。 


眼前公路像条绕不完的线,始终镶嵌在山腰,村庄被我们不断地抛在脚下,汽车只顾着拼命爬山,马达的轰鸣响彻山谷,惊动了一群群猿猴,山就像个巨人,把我们紧紧地搂进怀里。我们的目的地:西双版纳景洪大勐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 


车队行驶在高山激流之间,参天大树不断掠身而过,车不时穿过云,云紧紧追着车,山雨时常迎面撞来,大家掀开篷布,披着云雾,吹着疾风,饮着山雨,憧憬着唱着革命歌曲,每每见着有人烟的地方,就猛力拍打车顶,问司机到了没有?司机总是笑笑回答“还没有”,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样子。车在凶险的元江大峡谷上下盘旋,又像蜗牛一般爬上沉闷的哀牢山脉,翻越思茅时,有的同学纷纷在印刷店里脱下汗衫,在胸前兴奋地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边防军”,五角星和八一稻穗齿轮图案,体验了一下去兵团也是参军的滋味。连走了数日,不知什么原因,车队在一片原始森林前突然停下。车下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围了上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往我们每个人的嘴里喂了两颗药,我们却感到很新奇,遂即车队就钻进了深不可测的莽林里。又不知走了多少路,车队在一片吆喝声中又停了下来,又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从森林里围上来了,他们使劲地往我们每个人的喉咙里喷药,我们还是觉得好奇,浑然不知已进入西双版纳领地,原来这里正在传播缅甸,老挝的瘟疫,俗称“一号病”,“二号病”,当地正在给我们防疫呢! 

我们仿佛被公路牵牢了,在山里没日没夜地爬了五天,人晕乎乎的,终于遮天蔽日的森林尽头投来一束光亮,经验告诉我们要走出大山了。此时雄浑的澜沧江像一条红褐的铁链在我们脚下翻滚,前方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大家第一次认出了种在路边的香蕉和草丛里的菠萝,有的同学惊呼起来:大勐龙坝到了! 


远方弯弯的河道映着蓝天白云,水面波光粼粼。隐约的寨子传来悠悠的铓锣声,凤尾竹宛如开屏的孔雀迎风摇弋。近处不时能见到傣族女人浣洗时婀娜的身姿,小龙仔牵着牛在稻田里悠闲地吃着水草,挑水的小龙英摇动筒裙舞动了空气。祥和的阳光铺满黛绿的山脉,照亮了山上绿色的胶林黄色的庙宇。看来真如一个兵团带队的军人所说,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跌一跤还能抓一把花生“的地方。见一派田园风光,大家把疲劳扔在了大山里,兴奋的同学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进入二团地域后,沿途连队早来的知青都跑到路边,根据衣饰判断,大多是上海人。从少到多,三三两两一路观望着我们的车队开进来。他们肤色已经灰暗,脸型消瘦,明显褪去了学生时代的光泽。突然间人堆里穿出来两个人,他们迫不及待地尾追着我们,来不及呼唤名字,一边用手高指着我,一边高叫着“你们上当喽”!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以前的同学,啊!他们也来了。我惊诧地发现数月不见,他两又瘦又黑,和在上海时简直判若两人。刹那间一阵凉意沁入脑海,面对现实,我思想上已做好了在边疆接受再教育,艰苦锻炼自己的准备。 


汽车轮胎上的铁链挂满泥巴,总算疲惫不堪地把我们拉到营部,屈指数来离开上海已是第十天了,我们久坐略肿的脚终于可以落地,大家我看你你看我,个个面目全非,公路上的黄尘早把人刮得像个刻板的泥塑,全身能辨的唯有两只白色的眼球在眼眶里转动。我们在营部球场上依次打了一个卷心菜炒肉片匆匆下肚,谁知那已是营里最高规格的迎接了,这时行李被拖拉机转驳走了,并被告知余下要自己走到连队。于是重复着在昆明火车站的动作,大包小包,拖拖沓沓,我们踏着泥泞跟在新认识的指导员身后,他是云南佧多族,裤脚管一只高一只低的卷着,戴着一只布帽子,布书包的搭配也是布条子做的,一个解放干部模样。走走停停,路上凡看到白墙黑瓦,大家就以为是自己的连队,结果是一次次失望。当走到通往连队的小路时晌午已过,泥巴沾着鞋子像个铁砣,但被我们分在这里的三十八个同学走过的路,已踩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这天我们在连队的路上第一次留下了脚印,这天上海话在这条路上第一次传开来,这天边疆的生活已经开始…… 


走进连队,顺着指导员指的方向,我们看到连队依山而起,落在一个山洼里,远看是一片破烂不堪的茅草房,走到近处才发现那都是老职工的小伙房。连队有两排土坯房子,只有伙房是没有天花板的瓦房,真正的营房,是三长条简陋的茅草房,每条可住三四十个人,也就是我们上海,重庆,北京,昆明前后一百多知青的寝室。男人们头发凌乱,有的赤膊,有的穿着花短裤。女人们扎着麻花辫,穿着对襟蓝布卦。有的大人小孩还光着脚丫。他们刚刚下班,身上泥和水搅合在一起,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们却不知怎样称呼他们为好。雨季被人踩过的泥土鲜红鲜红的,周围一片阴暗,眼前的景物出乎预料的凄凉破败,我顿时觉得时光豁然倒回,怎么恍若走进一个被遗忘的部落。刚刚大家还七嘴八舌,见此状况,现在只好把上海和云南的落差吞进肚里,数日的兴奋和激动自然消失得一干二净,只有闷着头把行李卸下来…… 

连队是五八年建的老前哨农场畜牧队,大概有五头黄牛,两头水牛,圈里只有一头老母猪。怕我们有疑惑,连长操着贵州口音告诉我们:“有一窝猪已经抱咯,还在山上跑”。我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原来那里猪是放养的,母猪在山上已下了一窝,还没抓回来。连队的篮球场是手工挖出来的全连唯一一小块平地,也兼“天天读”用,场上仅有一只两根树干上钉了几块板,安了个蓝圈的架子,下方吊了一块锄头片,算是连队的钟了。三十米开外的山坡上是茅房,茅草扎顶,四周靠原始的草木当围墙,中间用竹子和茅草隔一下,没有门进出。蹲在两根树条上解手,要么蛆虫爬到你的脚上,要么猪狗张大着嘴等在下边期待人的排泄物,抢夺时还经常会在下面互相撕咬,首次上去时我们都大惊失色,正是令人不寒而栗。那时云南民间的茅房常常不用标示,俗称男前女后,男左女右,久而久之我们也习惯成自然了。 

寝室全是用竹片围起来的,竹子横梁有时被太阳晒得“噼啪”响,茅草扎的草排顶,里面弥漫着泥土和竹子清香,人在第一间说话,第十间也能听见。屋里没有桌椅,上海的实木箱子,就搁在竹子架上,有的同学老箱子上还沾着上海的臭虫和蟑螂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从此把上海的物种也带到了云南。床也是竹子的,睡在上面有弹性,还会“咯吱”作响,翻一个身要弹三弹,让我忍俊不禁。有趣的是房子新盖不久,我还没睡呢床下竟有竹笋破土而出欲吻我的床,哈哈!恍然大悟床下以前曾是是一片竹林。 


傍晚连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搪瓷碗,一顶斗笠,一把砍刀,一把锄头,还说明天就上山出工。入夜,万籁俱寂,旷野里溪水潺潺,蛙声一片,我感觉就像睡在露天里,山风吹了进来,撩动了我的蚊帐,忽然间,不知哪一间传出女生的抽泣声,又像幽灵一般走进另一间女生寝室,再从另一间女生寝室传了出来,一间传一间。不一会儿,连队女生的哭泣声四起,感染所致有个男生唱起了沪剧“星星之火”,悲伤凄凉的调子在连队夜空回转。还好沪剧连长听不懂,否则上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准挨批判哩! 


透过竹片墙,月光射到床上,我看着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听着周围马鹿和麂子的鸣叫,新的环境一下睡不着,想想上海的天上也是这么几颗星星,想想离开上海十天我已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了,想想再过4个月我就满18岁了。

岁月伤痕

 作者:上海知青钱华玲

永远也忘不了三十八年前,发生在版纳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

记得那天和往常一样,太阳还没露面,生产队长便拿起一把断柄砍刀,朝着挂在七队门口电线杆上的铁板,当当当地敲响了出工的钟声。


我们懒懒地换上冰冷干硬且充满汗臭味的工作服,手拿砍刀,肩扛锄头,踏着露水,一声不吭地跟着生产队长来到了陡峭的山脚下,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砍坝。


才五分钟功夫,我们的跑鞋和衣裤,就被2米多高的灌木丛中的露水完全打湿了,湿漉漉的衣裤紧紧地贴着身体,冰凉刺骨,让人只打哆嗦。西双版纳虽然属于亚热带气候,但早晚温差还是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湿透的解放牌球鞋内灌满了泥土,往上迈一步就来回打滑,跌倒后手脚被刺藤拉破出血不止,非得把砍刀或锄头深深地插入土中,借助于木柄的拉力,才能在陡峭的山坡上不断地向上攀。尤其是女同志遇到例假,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奋力地挥舞着砍刀,小树、藤蔓、茅草,全倒在身后,头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直往下淌。有的男知青干脆脱去湿透的上衣赤膊上阵,胸背部的点点汗珠,集聚滚落,再集聚,再滚落,因为是分块承包到个人的,所以虽然很累,但干劲倒还足,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早完工,早休息。


中午时分,终于在山顶汇合了,山顶上只剩下一棵十多米高、枝叶茂密的红椿树。


炊事员把从山下挑来的饭菜和汤放在红椿树下,喘着气,用草帽不停地扇着风,不远处传来了队长的命令:“开饭吧!饭后休息十五分钟,下午另转山头。”


红椿树好像一把天然的太阳伞,大家围坐在树阴底下,吃着米饭,咽着黑籽茄子,喝着清汤。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山顶,晒得茅草和树叶都枯卷起来,晒得饭后的我们头昏脑胀,趁着午休,有的人找来几张芭蕉叶席地而睡,有的人坐地抱着双膝,草帽压着头顶打个短盹,我和文书坐在大树的阴凉处闭目养神。迷糊中我听到了说话声:“你着急地砍树干吗?就这一块遮荫处。”“咳!真倒霉!我的承包地有这棵大树,赶快砍倒完成任务。”嗨!嗨!嗨!……阿明嘴里发出用力的砍树声,我被声音扰得抬起头来,只见他左一刀,右一刀,横一刀,淡红色的木质片片四溅,这时一棵直径五十公分粗的红椿树已被砍去三分之一,大家全然不知危险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袭来。

突然,阿明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好,树要倒了,快跑!”我霍地站起身,抬头朝树梢望去,只见红椿树开始慢慢地倾斜,树的下端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我吓傻了,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重,竟然呆如木鸡地站着不动,随着一阵紧一阵的咔嚓声,大树断裂的速度加快,倾斜度加大。树底下的人一下子慌张地惊叫着,騷动着四处狂奔,我赶紧拉起文书、惊慌失措地朝树倒的方向撒开双腿奔跑。地上都是砍倒的茅草、藤蔓和树桩,稍有不慎就有绊倒的危险,这时,我不顾一切地逃命,奔跑在文书的前面。


突然,我觉得身后有一阵冷风,树叶和灰尘哗啦啦地掉在头上,只听到 “轰”的一声巨响,大树倒地了,茂密的枝叶铺天盖地把我砸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后,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的脸上,仿佛找到了生的希望。我试着摆动了一下肢体,发现还能动,就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茂密错纵的枝叶压着我根本出不来。这时我听到大树外围的伙伴们在呼喊:“小华!小华!你在那里?”我用低微的声音告诉他们:“我压在树叶当中!”大家循着声音用砍刀奋力地砍去树枝,终于把披头散发、满脸灰尘的我拉了出来。惊魂未定的我,突然感觉全身像被什么东西咬似的、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啊!全身爬满了黄蚂蚁,圆圆的脑袋上长着两只黑眼睛,有四条腿,还有两只咬人的钳子,足有一公分长,在我头发丝里、内衣和裤腿里爬来爬去地咬我。我全身像着火一样,惊恐地叫着,拼命地扑打着黄蚂蚁。几个女知青一起帮我抓掉发丝里的蚂蚁,然后我紧捏着衣裤,死死地抓住裤腿里的蚂蚁,一只只地把它们掐死在里面,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当我清除了可恶的黄蚂蚁之后回过神来,才想起了文书,她受伤了没有?这时听到队长在叫我;“卫生员!快过来看看文书!”我紧张地走过去,拨开围着的知青。文书的脸朝下,背部被一根三十公分粗的枝干压着。我弯下腰用手拨了下文书的头,只见她紧闭双眼,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看到此情此景,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双脚发软,用颤抖的声音问她:“砸痛在哪里?能说话吗?”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指着头低声说;“头很痛!” 看她回答清楚、无呕吐、无外出血现象,我提在嗓门眼的心似乎暂时放了下来。看大家急得一筹莫展,阿三忍不住了,就用砍刀使劲地砍断树枝想救出文书,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强烈地震动,使树干挤压着她的胸背,剧烈的疼痛让她实在受不了,阿三只好放弃了这个办法。这时,有人建议搬开大树,在队长的带领下,男女知青齐心协力,双手抱起大树,嘴里发出统一号子:“一、二、三,抬起!……”可是几个来回,全连人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大树依然纹丝不动。


火红的太阳当空照着,又热又闷,大家浑身是汗,双脚踏在枯卷的茅草上滚烫滚烫的。文书无力地卡在树干底下,烈日爆晒着她,怕她中暑,有人找来了芭蕉叶为她遮挡阳光,有人拿来了水壶,用空心草做麦管让她吮吸。


还是队长当机立断,立即派人下山叫木工班带拉锯上山。一会儿,2名木工班的知青迅速上山,大家出谋划策,一致主张对大树主干进行分割。为了避免拉锯的震动加重文书的胸背疼痛,有的人屏足气、涨红了脸,用肩硬扛着高位枝干;有的人双膝跪在地上,用手死死地托住低位枝干;有的人弯着腰,在文书左右两边抱着枝干用力往上抬;有的人站在拉锯人两边,随时接住锯断的大树主干;剩下的人在文书身边等待大树锯断的一刹那,迅速地将她拉出来。在烈日炎炎的山顶上,知青们屏住气、鼓足劲,各就各位,只有沙沙的拉锯声。二十分钟后,在全连干职的同心合力下,大树割锯成功,文书终于脱离了危险。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我和文书也“笑”了。可是,我突然发现文书的“笑”声就像关不住的水闸,让人毛骨悚然。我们赶紧把她送下了山,原来文书的笑神经被触动了,我的心一直沉了很久很久……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逢,情不自禁地谈起此事,才知道当年文书被大树压倒后落下的头痛毛病至今未愈。就像我们中有不少人,在艰苦岁月里患上的腰肌劳损、关节炎等疾病所留下的后遗症一样,将伴随终身。

那些年

作者:袁佩钧

记忆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明白。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于他/她都活在记忆里。今天,我为什么要勾起上世纪70年代那一段历史,让昨天复活?也许是自己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抑或是对那段生活尚未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如今,我常常会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凝视着桌上那杯淡淡的清茶,在午后的缕缕阳光中,追忆我们的那些年,回想着曾经发生的故事……


公元1970年5月,阴雨绵绵、雾瘴迭起,版纳漫长的雨季阻挡了出工的脚步,东风农场三营八连一百多号人龟缩在低矮的竹笆房里。这里空气是湿的,床铺是湿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湿的。有的虐疾(打摆子)病发作,裹紧棉被,上下牙齿打颤,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有的眉头紧锁,低头护理着因水土不服溃烂化脓的双脚;有的趴在床沿边给家人写信,不时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有的在甩扑克,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而我,则手捏着那本已经翻烂的《政治经济学》发呆……


17岁的我,总喜欢一人独处沉思,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遐想着大学校园里的美好生活,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剥夺我们上学的权利?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肥沃的土地,人们的生活却如此贫困?还常常牵挂着弄堂口的大饼、油条,还有杏花楼的叉烧包、小馄饨……

开饭了!一声声嘶哑的喊叫传入耳际,也许是条件反射,饥肠辘辘的我拿起搪瓷碗直奔伙房,副指导员丁家红亲自掌勺,他微笑着将一大瓢忆苦思甜饭打进了我的碗里。回到宿舍,我把吃早饭时偷偷藏着的一小撮粗盐投进碗内,操起一勺慢慢含进嘴里,一股苦涩弥漫口腔。所谓的忆苦思甜饭是用芭蕉杆、少量的糙米加水煮烂而成的,我端着饭碗嘴里直嘀咕:芭蕉杆是农场喂猪的食材呀?如果说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吃的是芭蕉杆,那个年代猪又吃什么呢?至于现在的“甜”,我为何没有一丝丝感觉呢?


说到旧社会,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在我的记忆里,依稀记得小学的课本里曾读过“半夜鸡叫”,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来农场半年的体验,我似乎对这篇课文的真伪产生了疑惑,摸着黑能种地吗?再说既然是雇主与佣工的关系,那周扒皮为何不用棍棒逼他们出工,非要屈尊钻进脏兮兮的鸡窝里去叫呢?


那些年,农场各种政治学习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何其多,每晚的“天天读”雷打不动,五好个人评比,先进班、排评比、等等,令我感悟最深的自然是批斗会,我们队有一个“坏分子”,我记不起他姓甚名谁,也不清楚他是何方人士?只知道他是因为把毛主席画像当手纸用,而背负了这个罪名的。夜幕降临,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批斗会场,矮矮的个,低垂着头,如同一头等待宰杀的羔羊,瑟瑟发抖地站在会场的中央,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个别年少轻狂的上前拳脚相加,更有甚者,竟然将其残忍地扔进粪池里,令人发指的残酷啊!在古罗马的竞技场里,当负伤倒地的角斗士被胜者用利刃抵着心脏时,也许台上的贵族会将拇指朝上,给这个奴隶一个生的机会,而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一个鲜活的生灵,为何却得不到怜悯,还要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

那年三分场掀起了大会战的高潮,大伙冒着瓢泼大雨上山砍坝、挖梯田。那天,如果不是他,趴在泥地里埋锅做饭,我们就得挨饿;如果没有他,帮我们就地取材搭棚屋,我们就要露宿山头;目睹他大汗淋漓、一脸疲惫地卧在草地上,恻隐之心顿生。我知道,不管他如何卖力,都无法洗脱所谓的罪名,这个根正、苗红、大字不识的农夫,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无意识的举动,竟然会害了自己的一生。以后的批斗会上,曾经高呼“打倒×××”的我,再也没有举起自己的右臂。几十年后,在一次知青聚会中,得知他早已因病去世,不由得百感交集。这件事让我领悟到:人们的言行无法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时,任何亵渎神明的举止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我哀叹命运对他的不公,也敬佩一个被剥夺了人格和尊严的人,一个受尽胯下之辱的人,行尸走肉般地活着,需要多么的坚强、多么大的毅力啊!


1971年年初,我调到了机务连工作,为了盖车库,晚饭后职工利用一些时间加班打土坯,电工在工地上拉了一条临时线路以解决照明。不料,指导员冯怀波的手触到了裸露的电线,电光火石间随着一阵噼啪声,指导员立即被击倒了,场内顿时漆黑,惊呼声一片。近在咫尺的我,目睹瘫在地上的指导员,接连高呼“毛主席万岁”,这种场面着实把我吓得不轻,幸亏连长罗俊林眼明手快,抓起一根木棒扯断了电线,险情才得以解除。


那些年,农场的生活状况实在糟糕,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艰苦的边疆,瞬间的变化,巨大的落差,让从未吃过苦的我们无所适从。炎热、水土不服、热带疾病、强体力劳动,残酷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摧残着我们的心灵。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吃”,没有油,没有肉,日复一日的水煮茄子、水煮冬瓜、水煮黄豆、玻璃汤吃得令人作呕,几分菜地、几头冬瓜猪是连里全部的财富,不仅维系着一百多张嘴,也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有限的摄入与能量的消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那些年盛行开荒“大会战”,全连一众人马卷铺盖、背锅盖高呼着“吃在山,住在山,完不成任务不下山”的豪言壮语上山,开始了气吞山河的行动。星期天不用说没有了,每天一早出工摸黑回窝棚,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浴血奋斗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这里被终止了,手上磨出了层层老茧,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顶着骄阳步履维艰,在陡峭的山坡上留下了挥舞锄头的身影,大汗淋漓的衣服上泛出深浅不一白花花的盐渍,在烈日的炙烤下,散发出浓烈的汗酸味,一天下来,连饭碗也端不住。好不容易盼到了有肉吃的日子,满脸沮丧的我拨拉着碗里的几小片肉,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那个混账伙夫,埋怨他那只掌勺的手,怎么会突然患了帕金森病似的不停地颤抖,埋怨他为何对老子那么的刻薄,但室友愤怒的眼神似乎告诉了我,他也有同样的迷惑,我的心底也就释然了。

那些年,有些受饥饿折磨的人,往往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举动,机务队的昆明知青,捕鱼时不幸炸掉了双腿,现场惨不忍睹。有的因误食野生菌类中毒;有的捅蜂窝被蛰成了大头娃娃;也有的为了改善生活,斗胆做一回梁上君子;也有的为此糊里糊涂地丢掉了卿卿性命。农场是军队建制,和部队一样星期天吃两餐,每每到了这一天就让人愁白了头,饥肠辘辘的我到处蹭饭吃,老职工家家都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圈转过来的我还是没能吃饱。有一回,我一顿吃了一筒卷面,面条几乎顶到了喉咙口,肚子涨得让我通宵未眠。


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期,但凡像我们这代人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了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中,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中顽强生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些年,我们过早地失去了单纯和青涩,过早地承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过早地品尝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仿佛成了社会的孤儿,一种被遗弃的感觉。10年后,当我们蓬头垢面地返回家乡时,已是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了。


今天,当所有伤心的事一旦变成了回忆,就像被糖腌过的苦瓜,也会有丝丝的甜味,曾经的辛酸留下来美好的痕迹,曾经咒诅的地方成了梦中的向往。


还有,这些同命相怜的知青战友注定成为我生命中的温暖,那炙热的友情在时光中慢慢沉淀下来,化成不朽,累积成永远的记忆。

我想有一天,当我头发花白,在暮色降临的夜晚昏昏欲睡时,我也会想起那些年,抑或又回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哎,可恨、可爱的那些年啊……

文章来源:上海知青勐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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