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雁冰:一个人的战斗(下) 今日头条

陕北文化研究会 2018-08-09 15:05:36






如果从生活的维度切入的话,80年代的母亲显然比教师身份的母亲要复杂得多,其间发生的种种看似琐碎却意义多重的事情,将母亲的生命光影折射得绚烂夺目,也使母亲成为民间历史橱窗中色调斑驳又生机盎然的独特镜像。1983年,在家沉寂多年的爷爷突然接到了榆林的来信,几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女儿要来看望自己的父亲。这个消息在奶奶屋内经历了短时间疾风暴雨的吵闹之后,迅速发酵,弥漫在院内的边边角角。爷爷担水时的脚步明显沉重了许多,父亲在母亲面前的表情讨好、小心又饱含着一种深刻的愧疚。母亲像针刺一般在屋内坐卧不宁,按她的话来说,家里的旧事好不容易被时间渐渐淡忘,现在女儿一来,岂不是让这件不便于向外人所道的丑事公诸天下吗?她甚至已在内心中不断推想别人窃窃私语的情景。故而,每当爷爷回来时,她都健步跃出屋外,以她自己的方式指桑言槐,声词激烈。爷爷扭头张望,似有嗫喏,但终究低头不语,黯然神伤。我和姐妹们如临大敌,饭桌上的气氛凝重而阴冷。那时,家中条件艰苦,我和父母、姐妹同睡在一个大炕上。每当油灯熄灭,母亲便以种种形式的自虐来要挟父亲,并用粗鄙的语言描述着奶奶的引火烧身与爷爷的种种不是。内在的原因非常简单,无非是表达内心的愤怒而已。父亲无疑像个忠诚的救火员,在火势延展的每个区域跳上跳下,腾挪翻转。睡在旁边的我从小便领略了家庭中时时充斥的不安与动荡,极度盼望书信中所说的那一天的尽快到来。在我看来,爷爷的女儿一来,走的时间也就指日可待,到时家中的气氛又能有所缓和了。一个秋天的午后,星星点点的日光透进雪白的纸窗,枣树上的果实已经红了眼圈的时候,大队人马进了院子,抱着一台电视机,提着大小不一的礼品盒。街上围观的人很多,朝着爷爷的女儿和女婿们指指点点,表情丰富,时而交头接耳,有所克制的笑声刺耳如翻飞的锅铲。母亲坐在窗台边心不在焉地纳着鞋底,不断机警地望着窗外。父亲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妹妹和妹夫,只能在地上踱来踱去。奶奶的表现却远远出乎我的想象,当然她也无处可去。她略带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我的带有夹层的大姑的一声大妈,还是让奶奶感到些许感动,这个从未有过女儿的母亲居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爷爷还是坦然躺在炕上,从容地接受了每个女儿的问候与关心。过了一会,奶奶在屋外轻咳了一声,父亲赶忙走了出去。奶奶的传呼让父亲高度紧张,他知道见面的时间到来了。他拿起桌上的镜子,不自然地梳理了一下头发,并向母亲一再示意应该过去走走,母亲端坐如塑像,始终未动。几分钟后,父亲回来了,后面跟着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亲热地叫母亲大嫂,母亲只好放下针线,嘴角的浅笑无奈而勉强,恰如密云中极速穿行的日光一样,星星点点,转瞬即逝。当天晚上,爷爷的客人走了,院子里再次恢复了原有的宁静。我和姐妹们这才走到了爷爷屋里,爷爷正在安装电视,那是一台在当时较为罕见的日本索尼彩色电视,十二英寸,端端正正的放到了家中最高的箱子上。没过几天,爷爷的屋内传出了歌舞的声响,深深吸引了多年来一直趴在收音机旁边慰籍心灵的好多邻居。一到晚上,屋内便挤满了围看电视的孩子和大人。当时,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正在热播,幸子的身世千回百转,让人感怀不已。刚开始,母亲意志坚定,任谁说也岿然不动。后来,经不起孩子们的喧闹与父亲对剧情的深情演绎,母亲极不情愿地走进奶奶的窑洞,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坐了下来。没想到,母亲一看就着了迷,从此便每晚必到,一集不拉。当父亲问起母亲的感受时,母亲淡然而道:“你爸就是大岛茂”!


80年代的母亲开辟的第二战场与大姐、二姐的婚事有关。从陕西师范大学榆林专修科毕业之后,大姐被统分到铜川矿务局第二中学任教。每逢假期大姐回家之后,母亲总是把大姐叫到身旁,秘而不宣地谈论个人问题。在她的逻辑中,大姐处事幼稚,缺乏主见,此等大事必须要她亲自张罗。当听说大姐结交了一个单位同事,此人腿脚有些问题、又并非本土身份,且二人已经在铜川订婚时,勃然大怒。她根本不顾及大姐的感受,也不论彼此之间的情感融合与否。她不能忍受女儿对她的无视与轻慢,执拗地认为只有父母一手把关的婚姻才是坚如磐石的。在母亲的循循善诱之下,本已在热恋中的大姐也开始六神无主,被动而自觉地随着母亲的思维飞流直下。为了彻底断绝这场父母缺席的婚姻,1986年初夏,母亲专门请假,带着父亲直驱铜川。她像一个成熟而稳健的谈判高手,与大姐的男朋友及其家人,与矿务局二中的学校领导,侃侃而谈,词锋刚健。她一再声明,女儿的婚事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所谓的订婚完全是男方的一厢情愿,现在她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快速截断二人的交往,以此证明婚约的无效。母亲的心理棉密如苏绣云锦的细小针脚,她考虑到婚约解除之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此她郑重请求并依托大姐的单位领导来妥善解决此事。一周之后,母亲满面春风地回到家中,从父亲满含敬畏的眼神来看,母亲的铜川之行不啻于一次赴汤蹈火的惊险之旅。平静之后的母亲又开始在老家打听铜川工作的适龄男青年,父亲的一个学生恰如其分地出现了。他就是我后来的姐夫,矿业学院毕业之后正在铜川矿务局工作。事情的发展似乎一切按照母亲的设计步步推进,但母亲完全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的这番壮举以及后来对女婿的百般考量,并未给她的女儿带来终生的幸福,反倒陷入欲语还休的尴尬境地。多年以后,大姐向母亲诉说委屈的时候,母亲坐卧不宁。她很少轻易表达内心的歉疚,但从眼前不时拂过的怅惘来看,母亲的心理基座下一直炉火熊熊,毕毕剥剥。


也许是因为性格暴戾的缘故,二姐走向婚姻的旅程一直坎坷不平。与大姐不同,二姐自幼与奶奶、爷爷一起生活,与父母相当隔膜。待到大学毕业之后,反叛的姿态更趋明显,几无情感交流的任何可能。尽管已有大姐的前车之辙,但母亲认为自己完全有再次出马的充分理由。她利用一切自己认为可能会促成此事的有效资源,并亲自托人介绍,甚至让父亲带二姐到榆林姑姑家安顿。二姐对母亲的挂牵与努力毫不在意,依然狂啸嘶吼如羁绊之马,摔门而去成为镌刻在我记忆中最有活力的一幕。正在这骑虎难下之际,一个兰州军区服役的营级干部闯进了母亲的视野,年龄虽大,但社会化程度颇高,而且性格方面也有横溢斜出之处,貌似与二姐甚为契合。与以往介绍的对象不同,二姐见到这个军人后竟然表现得恬静而羞涩,从其迹象来看,似有鸾凤和鸣之势。母亲仿佛一个围猎的高手,敏锐地察觉到其中隐现的有利战机。这时,恰逢爷爷病重,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1993年秋,母亲果断让二姐即刻旅游结婚。这桩婚姻成为母亲一生的骄傲,也让二姐在她中年之后,对病重的母亲表现出其他儿女难以企及的细心与体贴。时间真是玄妙无常,如钢琴键盘上错落有致的琴键,年少时候狂野的高音响遏行云,年长之后又自然回返超重低音,如划开水波的浆声一样,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大姐、二姐的婚事刚有着落,母亲随即开始了大兴土木的基建工程。起因是我大婶家准备在院内自家的宅基地上修房。院内有本家三户,自1953年被政府返还迁居于此,原住宅院已成老红军光荣院与师家原则公社医院。母亲性急如风,一看人家已在拆墙揭瓦,自己也就如坐针毡。正好,我当时已上大学,结婚成家也自在考虑当中。母亲向父亲直言修房的意义,不断催促父亲去大婶家商量,力主连在一起的宅基地同时动工,并切实保证同样的材料与同样的风格。修建开始后,母亲高度警惕,恍若狐疑狼顾,不断查看两家的用料与工程的进度。因为工队是大婶家雇佣而来的,加之多年来受人威迫、挤压的处境,她本能性地感觉到别人会以别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在此,我不能体会母亲内心中的种种焦灼,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此的劳心费神,如此的精打细算,如此的夙夜为家,正如桑叶上匍匐逶迤的春蚕一样,在将自己变得通体透明的同时,也将自己生命的丝弦磨得薄若蝉翼。更令她始料不及的是,一个自己编织的白色的蚕茧,已使母亲处于自我封锁、四面楚歌的无物之阵中。一月之后,当房子挺立在院内的时候,母亲像审阅自己的作品一样,逡巡的目光扫过了每一片砖瓦。她开始为房间添置家具,悬挂窗帘,让父亲安门上窗、盘炕做灶。不管大事小事,她亲力亲为,其笃执硬如坚石,其心机细如发丝。十几年后,当母亲为了替儿女解除负担、变卖此房时,我不知道已近晚年的母亲又做何想?尤其是当她从别人处得知房子贱卖的时候,内心的忧愤深广如渊,这种难言的苦衷极速地浇灭着她内心的热情,也在不断拉近母亲与童年时那次昏厥经历的宿命式对应。






1996年秋,在刀柄林立中荷戟彷徨的母亲终于倒下。在去学校的路上,突发脑梗塞被送往医院急救。面对人事不省的母亲,清涧县医院的大夫手忙脚乱,慌作一团。他们没见过类似的病情,只能说赶快去地区医院。榆林尚在二百公里以外,儿女均在外地,谈何容易?好在不久之后母亲就苏醒了过来,她极力阻止父亲远路求医的想法,父亲默许了母亲保守对待的意见。据父亲介绍,其中一个刚从延安进修回来的年轻医生说,母亲的脑部透视上有旧有的病灶。当时,就连母亲也没想起年少的经历,只把医生的言语作为一种随机的推导而已。病床上下来的母亲一改往日健步如飞的状态,步履蹒跚,几乎是挪着向前移动,父亲小心地陪在后面。随后,多年淤积的并发症也纷至沓来,高血压、肺气肿、胆囊炎争先恐后地侵噬着母亲的肌体。在连续的打击之下,55岁的母亲像一扇洞开的窗户,四面透风,毫无遮挡。当父亲小心地把一根爷爷用过的拐杖递给母亲时,母亲头也不回地拒绝了。父亲知道母亲的心结,74岁的奶奶尚且腰腿硬朗,挎着竹篮去集市购物,她怎能对这局尚无结果的残棋轻易认输?何况,就母亲极度要强的性格来说,即使就地倒下,也不能这样毫无原则地宣布自己的退出。没人理解母亲此时内心中的翻江倒海,但我从母亲很快适应了这一切的情势猜想,她很可能把自己的年龄优势作为抗衡奶奶的资本,并不惜用忘我的训练来提升赢取的几率。有的时候,我常想,支撑母亲远离死神的不是家庭的爱意,相反是一种带有十足意气式、甚至是孩提时的单纯较量,足见历史的背影是以怎样一副冷酷的形状抹去了人性的温暖。在家休养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再没有畅怀笑过,只是低着头来回挪步。她在盘点自己的过去,还是在舔舐内心的伤痕?是在追忆讲台上的风采,还是梦回贫困的童年?我们无从知道。但就在那一年的冬天起,母亲从城关小学病退。


病退后的母亲整日呆在家里,为父亲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一刻不歇,时时操劳。以前工作忙,来回奔走于学校。这个时候,处处闲暇,不便行走恰好可以飞针走线。也不知受谁的启发,母亲开始整日坐在炕边,缝制各种式样的坐垫。她把以前剩余的布料以各种花色、各种图案精心搭配起来,没多久,炕上姹紫嫣红,一片溢彩流光。到假期的时候,母亲把我们叫到身边,一家几个,分配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看到儿女们赞叹的目光,母亲有一种甘之如饴的满足。母亲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照看家园,她像一只在自己的领地上到处巡逻的猛禽,虽然双翅已不能张风,依然威风四射,霸气外露。可能家里呆久了,注意力便自然集中在家长里短之中。由于极度的敏感与自尊,加上行动的不便与交流的缺乏,她潜在地感觉到这个大杂院里甲兵重重,楚歌处处。别人的一句谈笑之语,在她的心目中也可以幻化为冲天惊雷。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神态或动作,在她看来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幸灾乐祸。她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如严冬中的号寒之鸟,在狭小的斗室中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假想着、放大着所谓的血雨腥风。有的时候,邻家孩子用手扯一下屋外的枣树,她马上意识到就连幼童也对她一个患病之人如此蔑视,便用愤激的言辞连连苛责。而后又深表惭愧,自责不已。另一个变化,则是母亲对儿女超乎从前的深重牵挂。她开始为每个孩子的家庭操心劳神,一会儿数落姐夫二十年远走深圳,让大姐备受艰辛。一会儿又指责二姐手脚太大,不会细水长流。一会儿又担心我的博士论文能否完成,一会儿又为妹妹的工作调动迟迟未果而唏嘘长叹。据父亲所言,夜半时分,母亲常常在梦魇中一惊而醒,接着便是对我兄妹四人家庭状况的逐个阐释。与工作时候相比,病退后母亲的大脑中填充了太多内容,以至于每次和我开始通话时,都要把儿女的名字唤上一遍,方才可以进入主题。父亲以为母亲的记忆可能出现了裂痕,我倒以为这是母亲晚年之后对以往偏爱心理的一种自觉匡正,或者说,是母亲经历了如此大的身体病变之后精神心理的重新成长。作为母亲最爱的儿子,母亲在我们童年时的一些做法过于直率以至于伤害了我的姐妹,但母亲最终能够勇毅地承担弥合亲情的责任,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自觉与真诚的忏悔。事实上,我的姐妹在经历了童年的争抢、青年的叛逆之后,对母亲的依恋与日剧增,这可能就是来自血缘本身的涵化情感、映照心灵的巨大魔力吧!


可有的时候,母亲又像是一个尚在蒙昧状态的幼童,其单纯的内心纹路与线性的思维模式让姐妹们无法释怀。每每过年的时候,大姐、二姐和小妹都要从西安、榆林和延安回到清涧,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走到门前的时候,往往踟蹰了起来,实在不知该先进那一个窑洞。按理说,奶奶住在前屋,年龄又长,该先去探望问安,然后再去母亲所住的后屋。可母亲对女儿的表现大发肝火,认为有失礼数。后来,姐妹们回来的时候,都会自觉地走进母亲的窑洞,奶奶站在门前竹帘的后面,凝神而望,脸笼薄雾。我不知道母亲的心理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但我可以确信的是,母亲在辗转多地农村教学的时候,只带着我一人,关爱超乎寻常,对我的姐妹相对疏远,挂牵不多。奶奶对三个孙女照顾有加,情同生母。在姐妹们幼小的时候,母亲忙于工作,未感不妥,反倒认为奶奶可以解决自己无暇东顾之急。谁知,奶奶和孙女之间情感的生发速度远远超过母亲的想象,尤其是女儿成家立业、自己半身不遂之后,在奶奶对孙女的召唤力丝毫不减的情况下,她陡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威胁。这种威胁从她的周围不断袭来,如涌泛的泉眼一样汩汩有声。一个声音不断在她耳边奏响,夺回自己的孩子!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推理的话,母亲的火气来自于一种母禽蓬翼护雏的自觉,尤其是当她想到当年奶奶拉扯父亲多年守寡的经历之后,更感觉到自己的推断具有天然的说服力。于是,母亲和奶奶的紧张关系又增添了另外一重复杂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母亲的眼中烂若锦绣,在奶奶的眼中却淡如秋菊。一种找错了对手的战斗,或者说完全没有对手的战斗,在母亲的孤寂灵魂中不断上演,而且行色庄严,愈演愈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泪盈双眸又凉风四起的悲痛。母亲每天便在如此沉重的心理负荷中艰难生活着,捱受着她始终坚定认同的多种力量的撞击与敲打,在她的心灵扇面已经历史性地停止延展时,肌体的病变也如钱塘潮信一样,推波负势,呼啸而来。


2011年10月初,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的语气依旧平缓,细心询问我的工作生活近况。当我问及家中情况时,父亲一再说不要心焦,一切安好。我知道父母是从不轻易跟儿女通话的,其中有话费方面的考虑,但更多还是怕给儿女增加负担。即使遇到前些年秋雨大作,窑洞进水、无处安身的险情,也是事后才告知我们的,表情甚是平淡,似乎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按我母亲的话来说,电话铃刺耳,一惊一咋,怕吓着我们。当时,我隐隐感觉到父亲欲言又止的犹疑,便多问了一句母亲的身体如何。父亲顿了一顿,低声说母亲这一段一直便血,每次淅沥不绝,足可盈盆。我一听,马上建议父亲速来延安诊治,父亲这才爽快地答应了。完后,我有点难以理解父亲的态度,细想之下,又百感交集,不能成语。父亲本是要给我诉说母亲的病情的,但爱子心切,心切到怕让儿子受累,也怕耽误儿子的工作,故而闪烁其辞,吞吐其间。一个父母对孩子的关切阔大到苦死累死都不声不言、疼死痛死都佯装欢颜、受死难死都强行独饮的程度,该是一种多么单一、单向又单纯的爱啊!但这种爱让做儿女的接受起来,又是那样令人肝肠寸断,不忍直视。10月7日,母亲在父亲的陪护下住进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三天之后,活检报告出来了,晚期直肠癌。主治大夫告诉我,必须一周后手术切除。我把父亲悄悄叫到门外,向他说明了母亲的病情。父亲一下子慌乱起来,清癯的面庞上泪痕斑斑,我也不能自抑,根本不能把母亲与这天塌地陷般的惊人消息联系在一起。我一面强做平静安慰父亲,一面让父亲保持镇定,千万不能在母亲面前有所流露。病房里等待的母亲见我们进来,却显得异常从容,甚至当着房内其他病号的面直言不讳地说是不是癌症?我和父亲一时无语,只能胡乱应付。对于我们的语焉不详,母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斩钉截铁地说:不要隐瞒,积极治疗。从此以后,诊断、买药,包括手术前的各种协议及内在的风险,我都如实向母亲汇报,从未修辞。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有违作为一个儿子面对母亲病情本应持有的善意遮掩,但我完全不能无视母亲迫切了解自己生命长度的强烈意愿,更无法对视母亲那双时刻在探寻、怀疑与确认中闪烁的浏亮眼神。






随着母亲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父亲的心理也起伏不宁,我和妹妹则每天到医院探望,尽可能以各种方式消除母亲的焦虑。母亲已经穿上了病号的服装,每天在无休止的灌肠后忍受着如厕的煎熬。她日益老迈的躯体极力配合着名目繁琐的化验与治疗,由刚开始脱掉下衣的拘谨不安到后来的随意自然,母亲经历了她一直珍视的自尊最终如土委地的艰难心理蜕变,这可能就是医院中生命永远大于人格的钢铁法则吧!偶尔闲坐的时候,母亲就呆望着远处影影绰绰的宝塔,默然无语,微驼的背部支撑着一颗明知断裂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灵魂。我知道她还一直没去过延安这唯一可以称得上古迹的景区,也知道她此刻她看似水波不兴的表情背后所时时隐现的冲天巨澜。她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多种并发症可能对手术造成的潜在危险,她的头脑中也一定预想到自己万一下不来手术台时对父亲的巨大打击。所以,她开始像临终告别一样,向父亲交代起家中的一切事项,诸如窑洞的维修、冰箱的除霜,那个存款快到期了,别忘了提取利息。也谈到了棉衣秋裤放在哪个箱子里,抹布和鞋垫还有多少,别忘了换洗床单窗帘,仅有的缝纫机送给二姐等。甚至谈到了自己在祖坟中埋葬的位置,以及父亲晚年的生活安排。她丝毫不顾忌同室病友纷纷投来的惊奇目光,也不顾忌父亲不忍聆听的两泪涟涟的神情,更不顾及医生对她病情恢复的乐观估计,似乎只有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她才能如释重负地走向手术台,也才能利落地斩断病魔从暗影中肆意疯长的爪牙。我这才知道羸弱的母亲拥有多么缜密的大脑,繁琐的家事在她的娓娓交代中肌理明晰,汤清水利。她唯独没有提到奶奶,这个扭结着半世宿怨的对手,但从她每每孤独地立在电梯口的怅然神情来看,她实在没有气力再来维护自己寸土不让的领地了。手术前一天的晚上,大姐、二姐赶赴延安,母亲的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神采,居然心平气和地和姐妹们谈起了童年时的很多有趣经历。欢笑声不时从病房飘出,我的心里仿佛一夜封冻的大地一样,荒草四伏,白露凝霜。


2011年10月17日八时,在一阵慌乱之后,只着单衣的母亲被医护人员抬往手术室,我们兄妹都在外边静静等着。父亲在病房内一刻也坐不住,一会儿跑到手术室的门口谛听里面的动静,一会儿又询问从里面出来的护士,一会儿又在楼道里踱来踱去,形色惶恐,双眼如炬。每当听到有开门的声响,他就狼奔豕突一般,急切地跑向室外。看到手术室依旧紧闭的状况后,他又来到我们身边,不断诉说着母亲能否支撑下来的各种担忧。在我的心目中,如负罪的爷爷一样,父亲并不是一个感情外溢的人,他内敛而方正,胆怯又毛糙,可从父亲当天的情景来看,父亲也有细腻率性的一面。他从未如此直露地表达过对母亲的温存与牵挂,但内心深处的眷恋其实如地表下流淌的暗河一样,全无声响却生机盎然。尤其是这种情感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岁月的浸泡以及生活的烘烤之后,其浓度与热度更令人心如悬旌,泪似珠帘。手术一直经历了四个多小时,那是我意识中最漫长的一个早晨。12点30分,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母亲身上只搭着一条白色的床单,赤条条地被抬回了病房。在护士向家属交代术后的护理要素及注意事项时,我突然看到了母亲整齐地叠放在枕下的内衣,背心下沿的一块补丁如响箭一样刺目而来。家庭的贫困我素来知道,但没想到母亲在儿女立业成家之后还是如此节俭。事实上,姐妹们每年都为母亲添置新衣,母亲却从来不穿,她把那些见人才穿的衣服全放在炕上的衣箱里,如苦难的老农只知囤积新粮一样。她总以为医院的环境是穿不来新衣的,她可能还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重新站立起来。到那个时候,这些衣服便是母亲向邻居向奶奶也向自己盟誓的猎猎战旗。岂不知,存放在箱底的成堆衣物后来仅仅成为一团团拂之不去的愁绪,在父亲哀怨的眼前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一天之后,昏睡的母亲终于苏醒,在病房的小凳上坐卧不宁的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主治医生告诉我手术比较成功,不但切除了直肠肿瘤,还保住了正常排便的通道。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父亲连忙向大夫表达谢意,一着急竟有些哽咽,语无伦次。看到母亲病情较为平稳,大姐和二姐相继离开,我和小妹轮流看护。几天过去,母亲已经开始了下床的康复锻炼,父亲紧紧陪在身边,两个身影在窄长的楼道里相互搀扶着,如一曲舒缓的情歌。由于医院的饭菜恶劣,我买来了电力锅,妹妹拿来了粮食和蔬菜,蒸煮煎炒,倒给弥漫着浓郁消毒药水味道的病房增添了一些烟火人间的氤氲。每天下午,母亲特别希望我来医院,原因是液体吊完了,可以和她一起吃饭聊天。只要我留下来吃饭,母亲就显得特别兴奋,不断询问着孙子的学习情况与成长变化。父亲也像一个大厨一样,从小小的橱柜里拿出各种调料、菜蔬,精心烹调,如穿针引线。不一会儿,病房里便飘满了饭菜的香味,病友们也纷纷驻足而观。他们不能想象在医院中的几天时间,何必还要如此精细地生活?每到这个时候,母亲的声音就分外响亮了起来,她不无夸饰地向病友们介绍父亲的厨艺以及父亲在家中内外兼能的实力。听到母亲的溢美之词,蹲在地下忙碌的父亲闻声嘿嘿笑了,笑得有些尴尬,但受之坦然,绝不勉强。有时,我就想母亲统管家务,父亲很少能够独领风骚,何以母亲在病重后自轻其位?原因估计不难探寻,曾经雷厉风行的母亲自知晚年后必须有人服侍的凄怆,故而在别人面前为父亲树立必要的尊严,一则对常年辛劳的父亲是个莫大的慰籍,另则也是母亲一直坚守的内外有别的处事策略,同样也是对家中错位格局的一种巧妙平衡。当我有时因工作原因不能前去医院时,话筒中父亲的声音就有些低沉,坐在床头一直凝望通话情况的母亲,想必也是遗憾丛生,酸楚不断。一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清涧老家,又开始了挥之不去的日常生活。


2012年5月,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母亲再次来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做了一月的化疗,住院病房也移到了具有特殊意味的肿瘤病房。房间虽陈设简单,但面积不小,供有热水,还有淋浴设备,与家中的居住环境判然有别,这让一周经受五次化疗的苦痛中备受摧残的母亲聊以自慰。从我记事之日起,父母便住在一孔立架很高的窑洞中。进门一面土炕,青砖铺地,前面是一个橱柜,穿衣镜立在上面,墙上满是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见证着这个家庭曾经走过的沧桑岁月。炕上唯有两个红色木箱,那是60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的唯一家具。屋后满是柴草,一到晚上,老鼠四处游窜,啃咬之声不绝于耳。八十年代的时候,父母转正为公派教师,家中才订制了两个当时时兴的衣柜和一个五斗橱,花色俗艳,工艺拙朴。最令人难堪的是吃水和烧火问题,由于县城没有自来水,父亲必须到一公里外的沙家湾担水。冬天封冻的时候,则直接在砸开的冰窟中挑取,长路漫漫,一路水桶摇曳,诉说着这个被现代文明彻底遗忘的山区小城的苦涩年代。至于做饭,更是因陋就简,秋天必须要上山砍柴,柴还分耐烧的硬柴与引火用的穰材,配以石炭方可烧炕做饭。碳价昂贵,平民负担不起,我和姐妹们便去北门外十米高的垃圾堆上捡拾煤渣,以充燃料。当时,陕北的冬天奇冷,呵气成霜,我的手冻得肿如馒头,天气一暖,痒痛无比。即使如此,我和姐妹们放学后还要背着挎包去粉条收购厂搞点副业,年前的粉条干脆易折,农民搬到台秤上的时候,常有遗落,我和姐妹们便冒着收购人员的辱骂与推搡蜂拥而上,抢着拾取,当晚的饭食中自然就有了粉条的曼妙身影。过年的时候,洒扫庭除更是艰辛无比,父亲将橱柜移至门前,橱柜上再立一把椅子,椅子上再放一个板凳,而后父亲像一个杂技高手一样循梯而上,将一张一张麻纸糊在窗格上。我则在下面运纸扶桌,以防不测。晚上休息时,席子卷起了一半,一家几口蜷缩在一起,前面则留出空地来生豆芽和蒸米酒,炕上热如火炭,米酒的酸味不时飘来。这些情景如刀砍斧削一般镌刻在我的成长记忆中,直至今天,仍历历在目,恍然如昨。由于我们姐妹四人都上大学的缘故,家中的经济条件一直捉襟见肘,生活条件从未改善,我的母亲直到晚年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刀耕火种中艰苦跋涉。所以,当母亲来到医院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道,这里条件真好。每到化疗周期的休息日时,她便扶着床沿细细把病房里的器具擦洗一遍,珍惜的程度,专注的样态,像在经营自己的天地一样。对此,我每每感慨无比,心如刀绞。是啊,在人类已经驶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现代文明的光芒已经烛照每个生活空间的当下,我的母亲,这个清涧县最大地主的孙媳,这个陕西省首批特级教师,这个八十年代培养了四个大学生的母亲,能对医院这个没有多少人留恋的地方顾盼不已,足见贫寒是以怎样一副雪亮的霜刃深深刺入了这个多难的家庭,从而让个体的体面与尊严依稀如天宇中的星河,仰视才见,触手不及。当然,我也知道母亲为何在后来依然延续旧有生活方式的深层原因,她一直认为奶奶离世之后,才能对家中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造,并执着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可自己却偏偏走在了奶奶的前头,致使一腔宏愿最终只能化作飘渺云烟,也使自己不得不一生挣扎在无孔不入、恨怨难消的困厄当中。






2013年10月,母亲的病情有所加重,想必体内的癌细胞又在蠢蠢欲动。父亲 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我再次让小妹把母亲接往延安。一周之后,母亲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治疗。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手术完全切除了余下的直肠。回到病房后,母亲的腰间左侧多了一个塑料挂袋。从此,她的生活快速简化了,再也无暇顾及家中的事宜,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清洗和更换挂袋上。这对素来注重形象的母亲是个严峻的挑战,但木已成舟,又能奈何。只能在每次换袋的时候,远远地避开儿女,难言的羞涩与尴尬如影随形地挂在她日渐憔悴的脸庞上。出院的时候,我给母亲拿药,医生温和地说:不要再折腾老人了。当我问及母亲还有多少时间时,医生移开目光,轻声说:一年半载。我不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母亲,搀扶她坐进车子后,母亲探出头来,说了一句:记住,以后回家别买什么贵东西,延安的酸菜包子好吃。


2014年10月1日,父亲来电告知我们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尽管父亲的语气依 旧那么平和,带有明显商量的意味,可我清晰地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父亲不到万不得已是从不给我们打电话的,他怕影响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敬业多年的老教师对教学工作最朴素的理解。我和姐妹们随即赶往家里,门帘一掀,母亲平躺在屋前用几块零余木板搭成的小床上,脸色苍白,白发满头,伸出被外的胳膊瘦似干柴,只有一双眼睛黑亮如点漆。长大之后,我一直没有长时间地关注母亲的目光,总以为上了年岁的老人的眼睛大凡是浑浊的,但母亲的眼睛令我惊诧而难忘,可能这是表征她生命活力的唯一泉眼了。时值清秋,大姐看到母亲的袖子拉起老高,想帮着母亲放下来。母亲的情绪有点烦躁,连声说:热,骨头里热。说完,她一声不语,只是用眼睛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注视着身旁的儿女。那双眼睛带有无限的倦累,却又如此摄人心魄,仿佛战前响起的重鼓一样,声声如雷,溅泪惊心。吃饭的时候,我把从延安带来的酸菜包子递到母亲的手里,母亲看了看,摇摇头说:吃不动了。随后,父亲把我叫到外边,告诉我母亲已经只能喝一点豆浆了。当我问及天凉了为何还让母亲睡在小床上时,父亲神情黯然。原来,母亲知道自己的大限之日即将临近,她执意不到炕上,是怕过世之后孩子回家恐惧,她已经做好了端直出门、直上南山的准备。11月1日,父亲来电说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想见孙子一面。我随即带着儿子回家,这时母亲已经断食一个礼拜了。我把儿子领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好几次张嘴欲语,但已发不出任何声音了,只是把孙子的手攥得很紧很紧。母亲的眼睛仍然闪烁着特殊的光亮,一刻不停地凝望着我的儿子。我想,她一定想起当年我在攻读博士时把孩子留在老家,她拖着碎步送孙子去城关小学的情景,想起了北街那条不长却崎岖不平的狭窄街道,也想起了自己曾在那所学校中度过的风华岁月。因孩子要回去上学,我住了两天后便急忙赶回延安。11月4日,早晨八点,我正准备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姐的电话突然响起,话柄的另一端,大姐低声说:母亲走了。我一下子愣在了教师休息室里,分秒之间,感觉到空气搅动、燃烧的巨大声响,接着,头也不回地直冲门外。

当天中午,我匆匆返回家中。刚走到大门口,就见白色的岁数纸已经肃杀地悬挂在墙上。走进院子,母亲用过的被褥散放在破旧的房檐上,几颗早熟的青枣滴落在上面,窑里传出了大姐嘤嘤呜呜的哭声。屋内,门帘早已掀了起来,母亲穿着一身新衣服,脸上蒙着一张华商报,直挺挺地平躺在门板上,脚下是两盏长明灯,一个小小的供桌上摆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食品。我双膝跪地,给母亲烧纸上香,眼泪如断线的珠子,琮琮而落。我久久地注视着母亲的穿着,这身打扮是否为自己生前所选,我也无从知晓,但总感觉别扭不堪。揭开报纸,母亲的面容祥和而平静,只有卸掉假牙的嘴角塌陷了下去,脸似乎有些拉长,更显瘦弱。头上的帽子有些古旧,衣领多层,好像大寨梯田一样,脚下是姐妹们前些年买的一双皮鞋,这就是我母亲离别人世的唯一穿着。像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她也喜欢漂亮的衣服,也曾为今生没有烫过头发而懊悔不已。早年,这样的要求近乎奢侈,可当自己真正有能力装点自己的容颜时,百病缠身,兴致全无。只有那些积压在箱底的成堆的衣服,诉说着母亲从未呈现的美好期许。父亲将孝服给我递来,神情落寞,一边又弯下腰去,捏捏母亲的脚弓,向我凄然说到:看脚肿成什么样了。当我问及母亲临终的情景时,父亲泣不成声,向我讲述了老两口的痛苦诀别。原来,前一天深夜,母亲突然表现出多日未见的清醒,和父亲整整叙谈了一晚。从相识到相伴,从家庭到儿女,事无巨细,均有涉及。父亲把他写的悼词给母亲念了一遍,母亲不断要求再读,一连三遍,母亲听后泪流满面。等到天色微亮时,母亲终于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她握住父亲的手,说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却从不示人的话语:我的性格不好,我待老人不好!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母亲在她诀别人世之前的一瞬,终于揭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心结。可这心结的生成与不断的紧缩,又凝聚着多少历史的合力与人生的创痛啊!

一周以后,母亲长眠于城南十公里以外的土塬上,化作一个插满了灵幡、撒遍了五谷的坟堆,四周山体平展,莺飞草长。这里也曾是她当年农村教学的地方,想必静静躺在里面的母亲,还想重温一下那苦涩又迸溅着青春华彩的代教岁月吧。



编者按:应诸多同学和文友们的要求,经请示惠雁冰老师,特将导师的散文处女作《一个人的战斗》转帖于此,本散文已发表在《延安文学》2015年第4期,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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