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与安生》绝不是什么"交换人生"的通俗剧 ​

腾讯娱乐 2018-03-03 12: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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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与安生》是一部很好的青春片。马思纯周冬雨十分适合各自的角色,相较前者中规中矩的演绎,周冬雨本身跳脱灵动的个性,与角色设定更为相得益彰。安生动荡的生活,给周冬雨的演技大爆发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不管是在家里的乖乖女,还是在路上的酒吧女;不管是日夕相处的亲密无间,还是久别重逢的客套疏远;不管是争吵时的剑拔弩张,还是隐忍时的落寞满怀,周冬雨的表演在热闹与苍凉之间随时切换、任意游走,具有远超其年龄和阅历的说服力。




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里,只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附近小城的故事,而电影则明白无误指出“镇江”。随着环境的命名,故事落地生根,小说原有的童话/寓言风格,被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所取代。


镜头里江南小城老旧的红砖水泥房、高低错落的街道、路边的修车摊、树上钉颗钉子挂着的旧自行车胎、雨夜楼道里斑驳的影子……仿佛一双强有力的手,把观众拽进故事,人物命运因此有了身边人般紧贴肌肤的触摸感。借用传统文艺理论的描述,就是《七月与安生》“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




七月去北京,发现男朋友家明和安生有染。她给家明一个月时间,“回来我们就结婚。”两人再次见面时在银行。七月上班,坐在柜台后面。家明坐在客户的椅子上,把信封递给七月,“租了个房子,不大,够两个人住。怕钥匙丢。”七月抖信封,钥匙掉出来:“我这里的保管费用不便宜,你要租多久?”家明:“两年的积蓄都在这儿,我想存一辈子,就怕你嫌诚意不够。”七月眼泛泪光:“那我先收着,不够再补。”对话看似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句句挖心掏肺,步步涉险过关。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每句都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人物身份、符合人物关系,并且符合环境——精准、贴切、话外有话、意味深长,堪称台词教科书。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对话在片中俯拾即是。




但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部普通的青春片和爆米花电影,则未免暴殄天物,浪费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在我看来,《七月与安生》是一部拥有高超技巧、具有自觉意识的典型女性主义电影。它可能不如西方女性主义电影(如《末路狂花》《狗镇》《男孩别哭》)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也没有前辈导演黄蜀芹《人鬼情》那样的人文深度,但它所指出的女性困境和可能出路,却可能是最即时和最当下的。


两个13岁的女孩一起洗澡,脱衣服。安生看见七月的胸罩:“勒不勒?难受吗?”七月:“我妈给我买的。我妈说,女孩子以后要忍受很多不舒服的事情。”


两人第一次到安生的出租屋,躺在一起聊闲篇。七月:“你要特别特别有钱,你去哪儿?”安生:“你去哪儿?”七月:“我妈说女孩没什么地方可去,就是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



安生在外流浪的时候,七月在准备高考,她在给安生的信里写:“我想学中文,爸妈让我学经济,以后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她学了经济,毕业后去了银行。


……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巨著《第二性》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而这业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普遍共识。


《七月与安生》以七月为模特,用感性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这一过程。父母双全、生活幸福的七月,在各种谆谆教诲中,变成了典型的完美女性。而无父无母、生活动荡的安生,却幸运(不幸?)地免于这种塑造。在整部电影中,七月始终是作为男性的“他者”出现,而安生则通过拒绝一切命名放弃一切社会身份,为自己创造出本质身份,即“自我”。这种安排,在出租屋对话中初露端倪。


也许,在异性恋眼中,这场对话只体现闺蜜间的亲密;在同性恋眼中,这只是两个潜在同性恋者的暧昧试探。但在我看来,只有用超越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去理解这场戏,整部电影才解释得通。安生要给七月买大衣柜、大衣橱;安生说自己以后“会有出息”;安生让七月“躺在我厚实的臂弯里”……在传统男权社会里,这些话只能出自男性之口,而安生就那么自自然然的说了。更重要的是,安生并非一个“男性化”的女性。也就说,安生获得“自我”的方式,不是通过“倒向男性阵营”完成的,而是通过“颠覆男权秩序”完成的,这才是当代女性主义的精髓所在。




《七月与安生》绝不是什么“交换人生”的通俗剧,它只有一个主人公,那就是七月,安生只是作为对比和象征出现的修辞性人物。只要稍稍回顾剧情就不难发现,七月的故事是完整且逻辑严密的,而安生的故事则是片段的、跳跃的,在很多地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第一次远走他乡以前,安生的人生尚可理解,但越往后越无迹可循。在路上久了,厌倦了就要回家;和七月吵架了,于是重新上路——这些情节安排本身就已经非常牵强,影片到后来,连这样牵强的解释都懒得给了。第二次上路的安生,为何甘愿做有钱人的小三?家明回老家以后,安生如何遇见老赵并决定回归家庭?……


与之相反,七月人生每一次选择,性格每一次微妙转变,影片都有细致的铺垫和展开。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一个女性反抗压迫(“所谓的压迫应当解释成生存者通过认同于他人,来逃避自我的倾向”——《第二性》),并最终获得自我的过程展现出来。




电影上映前,安妮宝贝在自己的微博里写:“在小说中,她们是一个人心中的两个自我。是自我的对抗与和解。回头看,那一切是过往。是你与我走过的曾经。”从小说到电影,故事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点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加入了电影创作者更深刻的理解。小说中,死去的安生;电影里,死去的七月——七月肉身虽死,却迎来象征的新生,这简直是一个激昂的女性主义宣言。七月死了,死去的只是那个“被塑造出来的女性”,那个男性“自我”视野中的“他者”;而继续活着的安生,才是那个“新的七月”,一个拥有完整“自我”的女性。“新的七月”,抚养着一个“更新的七月”,瞳瞳。




瞳瞳打电话把家明约出来。咖啡店里,她拿出一大把零钱。家明想付账,瞳瞳不高兴的拒绝:“你不要把我当小孩,我把你喊来,当然是我请客。”如果一个小孩子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做“大人”眼中的“他者”,并且获得与大人平起平坐的地位,那么作为成年女性,有什么理由不去这么做呢?


(编辑/三替)


周冬雨专访“我跟安生一样真性情”,视频18分5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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