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 (节选)

芙蓉杂志社 2018-08-05 13:27:38


袁隆平的世界 (节选)


第一章 人就像一粒种子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

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一句名言,而种子就是万物生长之根基。一粒种子是那样卑微而渺小,看似寻常和简单,一旦放到显微镜下,竟是那样复杂而奇妙,它支撑着物种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蕴含着宇宙、物质、能量、结构、变化等信息,储存着种族、孕育、生长过程的生命密码。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物种之一,每个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生命密码。所谓生命密码,据说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论》,在他看来,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就是人生拥有的第一个数据,也就是人生起始之根基。他费尽一生心血探索数字与生命的奥秘、与宇宙的关系,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绘出人生的密码图,从而解开一个人的天生潜力和性格特质,经由身、心、灵的不同层面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捕捉每个人身上潜藏的价值和能量,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同时还可以帮助你认识别人,更智慧地与他人相处,更有效地调整我们的人生资源。对此,我是充满疑问的,这里,即便我们假设生命密码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生命科学,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也仅仅只是定数,在天地造化和波谲云诡的岁月里还有太多的变数,在决定着人生未来的命运,更何况,所谓定数也并非那么确定,很多当初似乎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岁月嬗变中也会有阴差阳错之感,人生中往往充满了错位对接的命运。

说来奇怪,袁隆平这样一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关于他的如此繁多的生平简历和各种传记里,对他的生日,迄今还没有一次书写是正确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是2010年出版的、由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据该书附录的《袁隆平年表》记载,袁隆平于“1930年9月1日(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记载说,他生于1930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岁月的错位,也许与那兵荒马乱的世道和我们主人公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有关,模糊记忆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连他本人在八十岁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凿生日,更不知谁是第一个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直到一个婴儿的出生证据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里被重新发现,最终才还原了一个属于他的确凿无疑的诞生日:Aug,13,1929 ——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他不是属马而是属蛇,也就是小龙。对于一个此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对此,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袁隆平先生倒是觉得改不改过来无所谓,多少年了,他早已习惯了9月7日那个生日,习惯成自然。但对于一个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矫正,从而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生命开端。

那份出生证据是打印的,除了打印文字,其余的空白则是用繁体中文或英文填写,左上页填写的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信息和家庭信息:袁小孩,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原籍江西德安城内;右页中间为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 ——林巧稚!一个女性娟秀、端正、一丝不苟的笔迹,绝不同于如今医院里开出的那些如天书般的病历或处方,这让我一下辨认出了一个伟大的名字,第一个把袁隆平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竟然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这一发现也让袁隆平先生充满了惊喜和荣幸,“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林巧稚大夫生于1902年,恰好与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同岁,那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就在她为“袁小孩”接生的那年,她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不过那时还难以预料,她将成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并将在未来岁月里开创很多个第一: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她是否又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个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富的母爱;没有子女,却是拥有最多子女之爱”的万婴之母呢?而眼下这个躺在她怀抱里的袁小孩,只是她一生接生的五万多个婴儿之一,当一个柔弱的女子搂着一团柔软的血肉,又怎能预料到,这个还没有命名的袁小孩,将在未来岁月里成为一个以拯救亿万生命、让人类远离饥饿为天职的“杂交水稻之父”?

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也藏满了无尽的、未知的秘密,很多的秘密都是无解的,即便有解,不走到那一天,你也无从得到那个最终的解答。而对于每一个接生的婴儿的未来,林巧稚大夫还一无所知,她要做好的是眼下的一切,一方面她在忠诚地履行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天职,一方面她也带着一个女性天性中的母爱,悉心呵护着每一个刚从流血的母腹中降生的生命。她握着袁小孩柔嫩的小脚丫印在一张白纸上,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在一张白纸上印得清晰而端正,而在这脚印的旁边则是她同样清晰、端正的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他在母腹中发育得相当健康,一个七斤多的、结结实实的小子。林巧稚大夫兴许又发出了她那惊喜的欢呼:“又是一个胖娃娃!”——在林巧稚大夫的一生中,她时时刻刻都在情不自禁地发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欢呼:“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三个,真好!”——她为此而欢呼了一生,这也是她在弥留之际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生命发出的生生不息的呼唤。

无影灯下,一切安静如无声的镜头,而细数岁月流年,回首便是饥饿与死亡。

就在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那在世人眼中如同天堂一般的美利坚,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中国从1928年到1930年,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大西北和华北几乎同时发生了赤地千里的大饥荒,据史家估计至少有上千万人饿死,即便不是直接饿死的,也是与饥饿直接有关的非正常死亡。随后又是江淮大水灾、哈尔滨大水灾。每逢天下饥荒,粮食已不能用升斗来量,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串儿来卖,想想那粮食有多金贵,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故都北平,那时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胡同里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转眼间,很多人又变成了垃圾堆边的饿殍,一堆堆干枯的尸体至死都瞪着饥饿的眼睛,然后又像垃圾一样被一车一车地清运出去,又不知将会拖向哪个乱葬岗去喂了野狗。——那也许就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

当然,一个婴孩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而那时,又怎么会有人能够预见,在这天下荒年中降生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命定的就是为了拯救饥饿而降生的。

又不能不说,在那样一个饥饿的乱世,一个婴儿能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协和医院里幸运地分娩,绝非一般贫寒人家出身。对于自己的家世,一直以低调处世的袁隆平后来也很少提及,当他成为一个农学家后,他那顶着烈日、浑身黝黑、挽着裤腿、赤脚下田的泥腿子形象,让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和“泥腿子农民”。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袁隆平对自己的家世如何既不大了然,也不太关心。但他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名为《西园迁徙》的家族小史,对他们的血缘谱系有了一番追溯,这让袁隆平对祖上的事情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其先祖在明代便已在江西德安县城南郊坡上的青竹畈落脚,那是庐山脚下的一片田野,而“畈”之本义,就是成片的田地。德安是一个岁月幽深的鄱阳古邑,古属江州,今属九江,为楚尾吴头之地,那里也是我先代的故乡,若从祖籍而言,我还可以和袁隆平先生高攀上老乡。那一方水土,素有翠竹之乡的美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袁氏一脉在这里世代务农,开枝散叶,从第十一世祖开始,便在族谱上定下了二十代人的辈分:“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

自袁隆平上溯三代,其曾祖袁繁义为“繁”字辈,兄弟四人按仁、义、礼、智四字排名,繁义公排行第二,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华民族将在内忧外患的灾难与屈辱中苦苦挣扎,也将在不屈的抗争中不断变法图强,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一次艰难转身。艰难时世中,偶尔也会给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带来转机。在繁义公十来岁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庐山和鄱阳湖是太平军与清军、湘军的必争之地,而繁字辈的袁氏四兄弟反而因祸得福,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因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抛下的一大笔银两。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足以改变他们命运。而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这兄弟四人的仁义和智慧。一笔意外之财未让兄弟分家,反而把他们紧紧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此为资本,从世代农耕到半农半商,又到弃农经商,把一个大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兴旺。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后,到清光绪己丑年间(1889),四兄弟从青竹畈举家迁居德安县城,盖起了德安城中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宅院,人称“西园袁氏”,那自明代以来一直寂寂无闻的青竹畈袁氏,从此便跻身于德安的名门望族之列了。

从农耕转为经商,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从来就非一般贫寒农家所能传续,倒是那些富裕的商贾人家更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教育。到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时,一举高中晚清举人,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下一步想要迈过的门槛就是进士及第了。不过,在戊戌变法之后,一个旧式读书人的观念也随之一变,从一个晚清举人一变而为清末宪政时期的维新人士。盛鉴公放下了“四书五经”,一度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会研习变法图强的新政。辛亥革命后,盛鉴公又经九江五邑同乡会公举,在民国初年做了两年“知事存记”,此职大约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而后,他又当选江西省议员,做过县高等小学的校长,而对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是被委任为文昌县县长。文昌为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但在那个时代交通极为不便,盛鉴公从赣中出发,横渡琼州海峡,一到海南岛便如到了蛮荒异域,他既听不懂海南话,海南人也听不懂他带着浓重乡音的江西官话,这让一县之长难以施政,他那一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很快就变成了一纸辞呈,人未老,便还乡。从此,那一个长袍马褂的身影,便渐渐走进了岁月深处。这原本是一段可以省略的往事,而岁月往往又在无意间出现某种轮回,许多年后,袁隆平就是沿着他祖父走过的这条路,一路追逐着阳光走到天涯海角,续写了祖辈“造福一方”的梦想,把海南岛打造成了南繁育种的天堂。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盛鉴公是一个维新派绅士,却也是一个新陈代谢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很干脆地剪掉脑袋上的辫子,但一辈子也脱不下长袍马褂。——这其实也是那一代读书人的缩影或宿命,一个封建帝国虽已土崩瓦解,但那压抑沉闷的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解体。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随着新鲜空气和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尤其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运动更猛烈的冲刷,中国人的形象才真正开始重塑,到了他儿子袁兴烈这一代,才脱下了长袍马褂,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换上了以西服和中山装为代表的“文明新装”。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是一个生于帝国时代、成长于民国时代、在壮年岁月又迈进了共和国时代的人物。西园袁氏的一脉书香,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但和父亲那种从帝国走进民国的维新派绅士不同,已全然成为由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一路顺遂地念完了小学、中学,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在院系设置上也是当时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从他留下的照片看,那已是一个儒雅而挺拔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穿着挺括的西装和白衬衫,看上去风度翩翩、英气逼人。而他那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嘴唇和一抹淡黑的髭须,还有那略显瘦削的身形和脸庞,让我竟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当我和袁隆平先生面对面地访谈时,下意识地打量了他两眼,仿佛想从他脸上找到一种血脉与基因的验证。他的脸颊、眉眼、鼻子和嘴唇都长得跟父亲很相像,像极了,只是要比他父亲黑得多。

变换了的不仅是衣装,还有婚姻。这也让袁兴烈有幸摆脱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包办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在南京上大学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个叫华静的江苏女子,然后相恋结婚。华静,原名华国林,1902年生于扬子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南鱼米之乡镇江,那一方水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她是一个大家闺秀,不幸的是父亲早逝,母亲许氏年纪轻轻便守寡,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华静在镇江一所英国教会高中毕业后,一度在安徽芜湖教书,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她已一改旧式千金小姐遍身罗绮的形象,上穿浅色的高领衫,下穿黑色长裙,素净简约,舒适得体,那已是一个民国淑女的典型形象。她还有一个叫华秀林的妹妹,毕业于协和护士学校。袁隆平在协和医院降生时,他姨妈华秀林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能在协和医院降生,第一个就得感谢姨妈华秀林,还有亲手把他迎接到这世界上来的林巧稚大夫。

袁兴烈大学毕业后,也曾担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从1920年代至1938年一直供职于平汉铁路局,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担任的是文书、秘书一类的工作,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成了他青壮年时代的人生中轴线。

我在地图上追踪袁隆平在大学毕业前的那段生活足迹,袁隆平与他父亲的足迹大致是重叠的,北平,江西德安,湖北汉口,湖南桃源,重庆,南京,这是他居留时间较长的城镇,在中国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条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中轴线,一条是横亘中国东西的长江。对那个消逝已久的时代,他并没有太多的怀旧情绪,如果一定要他去回忆,那将是一个让他重新体验那个不幸时代的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不过也有童趣和快乐,那才是他津津乐道的。

袁隆平降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岁月,最初他们家住在位于今天的民族文化宫一带的长安公寓,后来又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如今的王府饭店那一带,那是他人生最初的一段记忆空白,他还不可能记得自己幼儿时的事情,日后在他脑子里闪烁的一些记忆碎片,其实大多来自大人的讲述。

在他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日寇在东北得手后,愈加觉得弱肉强食的现代进化论也可适用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物竞天择”,也愈加穷兵黩武,走上了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条不归路。而在中国沦陷后,原本处于中国腹地的华北大地一变而为前线,在日寇步步紧逼的铁蹄声中颤抖。随着华北局势骤然吃紧,中国的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除了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的日寇,大小军阀也在不断掀起一场场烽火狼烟的内战,把无辜百姓拖进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战争。国难当头,民生维艰。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袁隆平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汉口等地。在他漂泊流离的童年记忆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还算安宁的岁月片段——袁母还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了乡情与童趣的日子,一个原本只是名义上的故乡,从此与他的生命有了联系。

我追踪袁隆平的足迹时,也翻检到了一些关于袁隆平身世的档案,发现一些档案也有错讹。譬如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袁兴烈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行政科长,在南京市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他们家的户籍档案,一家人居住在南京市梅园新村49号(保甲号是1区30保),袁隆平在1947年登记户口时为十八岁,出生于1929年7月9日,生年是对的,但日月又错了,应该是把农历登记为公历了。此外,在这份户籍档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讹,袁隆平是长子,下面则有三个弟弟,分别是袁隆赣、袁隆德、袁隆湘。——事实上,袁隆平并非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中国的父母亲给孩子命名,一般都按辈分取名,而在命名时还要反复斟酌,大有深意,但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诠释,他是隆字辈,在北平出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他本人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此外,他还提道:“我有个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

如果说辈分是他们名字中的定数,那么颠沛流离就是他们名字中的变数。

当袁母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回到德安袁家时,西园袁氏那个由繁字辈的四兄弟繁衍出来的一个大家族,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家,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又在德安城北门盖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颐园,这也是他辞官之后的颐养天年之园。袁母带着孩子就住在颐园里。在江西的这几年里,袁父依然在平汉路上奔波,而袁隆平的三弟、四弟也相继降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那时候袁隆平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一个深沉而威严、让他充满了敬畏的形象出现了,“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孙儿们面前还是一个拥有旧式大家长威仪的老太爷。孙儿们长大了一点后,祖父便开始教他们读书识字。老爷子手握戒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腰杆笔直,目光如炬。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都必须挺直腰杆,正襟危坐,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一戒尺就打过来了,叭——!打得很响,却不是太痛。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一条小龙,却跟个小猴精似的,那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那小脑袋里又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不时就蹦出一个大胆新颖的鬼点子,兴奋得让他一蹦三尺高。一个小板凳怎么能让他坐得住,这小子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祖父打过手心。像他这样一个孩子,注定不会遵循祖父的意志循规蹈矩地成长,但他并不叛逆,只是随心所欲,有些任性,有些调皮,有时甚至是大胆妄为,那是一个孩子无法掩饰的天性。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又特别有定力,譬如他对祖母那杆一吸就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水烟袋就充满了好奇,每次祖母抽烟时,他一双眼睛就亮亮地瞄着,只见祖母噘着嘴,把一杆烟吸得吞云吐雾,而祖母那样眉飞色舞,简直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不知那东西到底有多好吃,他一直想试试那滋味儿。一次,趁祖母放下烟杆,转身出去了,他赶紧飞奔过去,拿到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吸溜一下抽出来了,一下被呛得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掉在地上,咕咚一声摔坏了。这还得了!祖母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起烟管来敲他的小脑瓜。自然,祖母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坏小子。又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在德安老家,还有一个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细节,一段关于稻米的难忘记忆。那是二毛稍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在奔忙中抽空回家,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天津小站米,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玉粒般,好看,又好吃。当几个孩子吃着香喷喷的蒸米饭时,父亲便有些得意地笑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大米饭好吃不好吃?”几个孩子都抢着说:“好吃,好吃,香得很!”要说呢,德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可德安本地产的稻米还真是比这米差远了。而袁父带来的大米,可不是一般的大米,原来是给皇帝吃的贡米呢!他还美滋滋地给孩子们念了两句诗:“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

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段生活,很快沦为了纯粹的记忆,连曾经的证据也很快就丧失了。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一别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载满了他童年记忆的老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座颐园连同袁家在德安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那是连废墟和灰烬也没有留下的毁灭,而二毛在颐园度过的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


 

汉口时间

 

汉口,是袁隆平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一座鲜活而水灵的城池,给童年的袁隆平注入了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的生命记忆。尽管他在汉口只度过了两年短暂的岁月,但此时正值一个懵懂童年逐渐觉醒的时间,在这里发生的几个细节,对他未来的一生都有意义。

当年,平汉铁路以黄河为界,分北南两局管理,袁兴烈当时供职的南局总部就设在汉口。此时的二毛已年满七岁,该上小学了,而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汉口扶轮小学。民国时代,在全国铁路沿线的重镇都开办了扶轮小学或扶轮中学,相当于后来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这也是当时铁路教育的一大特色,此举既照顾了流动性很大的铁路员工子弟随时都可就近入学,又可从小培养他们对铁路的归属感,为日后造就大批后继人才。对于二毛,从无拘无束的童年迈进学生时代,也可说是他迈开了人生的第二个脚印,一个早已取好了的名字,从此正式注册,袁隆平。

袁家迁居汉口时,中日战争已处于全面爆发的状态,中国还在一再忍让,但日本早已剑拔弩张。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前,从他们一家人大约摄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一张合影看,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生活看上去还不错。这张照片以“青分豫楚,襟扼三江”的信阳商城鸡公山为背景,而近景则是被阳光照亮的一家人和一棵小树,穿着白衬衫的父母亲含笑站在三个儿子的背后,在他们胸前,是三个虎头虎脑的、一律剪着小平头的小男孩,从左到右依次为老四隆德、老大隆津和老二隆平。呃,还有一个老三隆赣呢?他从小就过继给伯父了。——袁隆平先生端详着这张看上去还十分清晰的老照片,勾起了一段已不那么清晰的回忆:“这是我们一家人到河南商城鸡公山休假避暑时的合影,……当时我的年龄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三兄弟在美妙的山水间游玩,心里十分高兴。后来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大好的河山遭受践踏蹂躏,百姓因此失去平安宁静的生活,激起了我无比的痛恨……”

而在袁母看来,这座城池和她的故乡镇江十分相似。汉口是汉江汇入长江之口,既是平汉铁路的终点,也是粤汉铁路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隔着一条在当时还难以逾越的大江,若连接起来,也就是如今的京广线。一座江汉交汇点上的城池,如同一座水做的城市,当长江从三峡、洞庭湖奔涌而下,在汉口遭遇了它最长的支流汉江,四周皆是密如繁星的水乡和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湖泊。每天清晨,那些水乡姑娘就会荡着双桨,挽着花篮,到城里来叫卖那些鲜嫩的还带着露珠的花花草草,这些乡下妹子一个个鲜活而水灵,跟水妖似的。袁母自幼在江南水乡的花丛中长大,爱煞了这些鲜花,而插花又是民国时代女子学校的必修礼仪课。那时还很年轻的袁母,每次从码头上或拐弯抹角的小街上回家,手里不是捧着买来的鲜花,就是她信手采来的野花野草,然后插在花瓶里,摆在阳台上,阳光,鲜花,还有一个年轻母亲洋溢着阳光、绽放如鲜花的笑容,哪怕在袁隆平年深月久后的回忆中,依然活色生香。

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在战争的巨大阴霾之下还能活得有滋有味,全靠袁父那根顶梁柱在苦苦支撑。二毛虽说顽皮,但很懂事,每次看见为养活一家人而几乎耗尽了精力的父亲,带着微笑,带着他挣来的吃的喝的回到家里,二毛都能从父亲的微笑里感觉到那骨子里的一股韧劲。这股韧劲似乎也是遗传在他血脉中的基因。一个不堪重负的父亲,想要以微笑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沉重,然而真正能让这个家庭充满欢声笑语的还是母亲。那位一天到晚系着围裙、戴着袖套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不但讲得一口流利的、字正腔圆的英语,还时常忙里偷闲地捧起一本尼采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在这样一位母亲身上,有不同于父亲的另一种坚韧,在她的笑靥里洋溢着一种举重若轻的乐观,还有一种源自天性与知性的豁达,像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一样豁亮。二毛从小就在母亲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吸引,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与魅力,还有她在不经意间营造的一种优雅别致的生活。这一切,都不知不觉融入了二毛的生命里。如果在生命密码中真有某种天意的存在,他能拥有这样一个母亲也许是天意吧。

一个母亲培育孩子的方式,也如同培育一粒粒种子,润物细无声。袁隆平兄弟五个,后来出了四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首先应该感恩这样一位言传身教的母亲,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老师。这里还有一个令人备感惊讶的细节,二毛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念尼采的书了。尼采,这个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的哲学家,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他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也许让一个孩童感到高深莫测,但他还说过不少通俗易懂的又很励志的名言,如他说过,“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发问,“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的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这些话,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许还似懂非懂,却又提到了他一生追求的关键词,爱,创造,超越。诚然,一个哲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最直接的还是母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袁隆平先生每次讲起母亲,仿佛又重返童年岁月,又在重新经历着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此时,他一往情深的讲述,仿佛变成了画外音:“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后来上学,我的英语从来不复习就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在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童年,如何让他们去理喻那些难以理喻的世道人心,还有繁复莫测的人生?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那些妙趣横生的故事、童话和寓言,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以超越年龄界限的启迪。这也是袁母常用的方式。汉口的夏天如火炉般闷热,每天入夜,一家人吃过晚饭,孩子们做完功课,就搬个小板凳围着母亲,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底下乘凉。一轮悬挂在树顶的明月和那银色的月光,注定会成为夜色的一部分,随着静谧的月光与幽静的树影,那燥热之感渐渐化作清凉。孩子们每晚的静夜功课,就是听母亲讲述那些古老的中国故事,还有遥远异国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野天鹅,拇指姑娘,皇帝的新装……这些充满了人生哲理的故事和童话,让孩子们提前看到了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苦难,也看穿了那些权势者们或虚伪或愚蠢的把戏,不知不觉间,他们就在母亲的故事里懂得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让二毛特别着迷的是一个关于狐狸的寓言,一只圆滚滚的狐狸想要钻过墙洞去吃院子里的葡萄,可那个墙洞太狭小了,左试右试怎么也钻不过去,可这胖狐狸还挺聪明的,它先在洞子外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嗖地一下就钻进了院子,一只贪婪又饥饿的狐狸,一下有了那么多好吃的葡萄,还能不狼吞虎咽,结果坏了,又把肚子吃撑了,那身体又变得圆滚滚的了,想钻出墙洞又钻不出来了。它只得躲藏在院子里又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才钻了出来。这只又聪明又愚蠢的狐狸,让孩子们笑成一团乐不可支,二毛更是笑得人仰马翻。等孩子们笑够了,母亲便笑着问他们:“你们说这只狐狸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几个小家伙抱着小脑瓜想,你说它蠢呢又怪聪明的,它遇到了过不去的困难很会想办法。你说它聪明呢又挺蠢的,它在院墙里里外外地折腾了一圈,那葡萄也吃着了,但一只狐狸从瘦到胖,从胖到瘦,依旧还是原来那只狐狸。母亲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回答,一边微笑着点头,但她却从不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他们往多方面去想,二毛就这样反反复复想过,一方面呢,这只狐狸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吃葡萄!它很聪明,想尽了办法,也达到了目的,吃到了葡萄;从另一方面想呢,这只狐狸又真是挺蠢的,其实不是蠢,而是它太贪心了,如果它不吃那么多葡萄,适可而止,就不会把自己吃撑了,也就用不着把自己饿瘦了再钻出来。所以啊,一个人不能没有目标,但也不能太贪心,否则就算你再聪明、再用心,在费尽了心机达到了目的后,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什么也没有得到。

二毛是个猴子屁股,哪怕是听母亲讲故事,在小板凳上也坐不住,听着听着就走神儿了,忽然一下就蹦跶起来,穿个小背心、小裤衩,一溜烟儿就跑得不见了踪影。天上流星,地上萤火,在暗影重重中闪烁着微光。那微弱的、闪烁不定的萤火,在一个孩子眼里,仿佛从天外飞来的神秘之光,在晚风中仿佛随着神秘的音乐摇曳荡漾,他开始追逐,捕捉,装在玻璃瓶里入迷地看着,它们在玻璃瓶子里不停地飞舞,每一只萤火虫依然释放出小小的光芒,但这微弱的光芒却不能释放它们。这让一个心中充满了慈悲的母亲看了心疼不忍,又给他讲起了萤火虫的故事。一个是东晋人车胤小时候的故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帮大人干活,只有夜晚才能捧书苦读,可由于家里穷得没钱买蜡烛,他就捉了十几只萤火虫,装在一只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像灯笼一样挂在案头,每天借着萤光读书,后来这人有了大出息;还有一个是少年赵匡胤的故事,他从一个盗窟中解救出了一个叫京娘的少女,两人结为了兄妹,赵匡胤护送京娘回家,一路上扶着骑在马上的京娘,他则一直牵马步行,千里迢迢,他终于把京娘送到了家里。但京娘命太苦了,没过多久还是在战乱中死去了。后来,赵匡胤当上了大将军,在一次夜战中迷失了方向,只听身后传来一片敌军的追杀声,危急时刻,一只萤火虫忽然飞来,相传那是死去的京娘为了给赵匡胤报恩,特意化作萤火虫来给他引路。——这两个小故事,一个励志,一个感恩,至于那些装在玻璃瓶里的萤火虫怎么办,母亲却并不吱声,让二毛自己去琢磨。

这样一个母亲,她讲的是一般的故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讲法,这些故事天底下的人都在讲,但直到今天仍然是高度的趋同化,一个单一的标准答案早已预设好了,只等着孩子往里边钻,钻不进来还要拉进来,就像拉进一个早已预设的圈套,而袁母最可贵的就是从不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从不把繁复的人生和微妙莫测的人性变成一个简单的哲理,她给孩子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在多种可能性中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让她讲述的故事总是充满了创造性和寓意无穷的延伸。

而对一个在未来岁月将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在汉口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也是他对炎帝神农氏的第一次记忆。距汉口不远有一个神农洞,相传是神农的诞生地,演绎出了许多属于农人和粮食的节日和风俗。每当春种秋收之际,农人们便从各个村子里纷至沓来,拜祭神农,春天捧来的是祈求五谷丰登的种子,秋天带来的则是他们刚打下来的新鲜稻谷。袁母不是农人,但深知稼穑之艰辛,1936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她带着孩子们去拜谒神农洞。在扑鼻的稻香里,二毛觉得那个脚下摆满了稻子的神农依然活着,一双大脚仿佛还踩在稻田里。忽然,他那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一个问题,神农为什么这般受人尊敬呢?这也是一个母亲带孩子们来拜谒神农的目的。

随着母亲娓娓道来的讲述,二毛眼里呈现出那远古岁月的一幕,在那荒芜而又蓬勃的旷野上,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疯长,一个农人的身影在浑浑噩噩中慢慢浮现,越来越清晰。

好地方啊——土地啊——!他一边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呼唤,一边俯下身躯,用双手抠出荒草下的泥土。他捧着那黑油油的土地,仰望苍天,喊出了他的第一个心愿,上苍啊,给我种子!——在他的呼唤中,一只火红色的神鸟缓慢地飞过天空,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稻穗,穗上的谷粒一粒粒坠落在地上。他弯腰把种子捡拾起来,撒播在田间。

上苍啊,给我灌溉!——在他的呼唤中,大地上涌现出九眼泉井,井中的水脉彼此相连,他从一眼井中汲水,其他的八眼井水也会一起波动。

上苍啊,赐我阳光!在他的呼唤中,云开日出,太阳立刻便发出金黄的光芒,那浑浑噩噩的天地间一片灿烂,一个被阳光照亮了的农人充满了生命的威严,金黄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稻田,天地间渐渐弥漫出成熟的味道……

袁母的讲述,可以追溯到一个出自《逸周书》的神话——“天雨粟”,说起来很神奇,其实也入情入理,当成熟的谷子被旷野之风一阵阵刮起,又纷纷洒落下来,这就是天雨粟啊!而那只衔来稻穗的神鸟,其实也和别的鸟儿一样,这些长了翅膀的生命,可以把种子传播到天地间的每一个地方,凡有土地的地方,一粒种子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神农还有更神奇的地方,为了耕耘大地,他变成了牛头人身。二毛仿佛看见那个牛头人身的神农,把一个硕大的脑袋深深埋向大地,为了耕耘,他绷紧了脊梁,从嘴里喷吐出大口大口的热气,每一个毛孔里都热汗淋漓。其实这也是一幅远古人类的农耕图,拖着犁铧走在前头的是牛,而扶犁走在牛后的是人,若是不经意地看上去,人和牛恰好构成了一个重叠的影像,一个牛头人身的神农形象便逼真地出现了!

神农不仅是五谷之神,也是医药之祖。在那原始洪荒的岁月,荒芜连天,百草莫辨。在神农到来之前人们还分辨不清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神农是上古传说中第一个遍尝百草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他还发明了一条赭红色的神鞭,“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 一说这条神鞭把五谷百草都赶到了大地一边,然后神农挨个挨个地尝,选出了人们可以吃的五谷杂粮;一说那百草一经鞭打,哪些草药是有毒无毒、是甘是苦、或寒或热,那药性便一下显露了出来。他是神,一生下来就是个透明肚子,从外面就能看见他的心,他的五脏六腑,如果他不幸尝到了有毒的草药,一看就知道中毒在哪一部分,并能及时找到解药;但他又是人,为了给人类找到安全的食物和救命的良药,他尝到一种致命的断肠草,肠子断了,无药可救,他死了,死于中毒……

一个神话讲到这里,一个孩子透明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仿佛看见了一个断肠人透明的肚子,透明的胸腔与肺腑,眼里渐渐涌出了晶亮的泪水。二毛没想到,一个为了老百姓而生、又为老百姓而死的神农,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和痛苦,最终的命运又是这么悲惨,那一刻他突然想要跪下。

一个懵懂少年,在一个古老的神话中隐隐获得了某种神示,而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一个确立了他心智方向的细节,这也是来自袁隆平先生晚年的一段回忆:“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挤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如果说炎帝神农氏的故事以古老农耕文明的方式给袁隆平带来了某种神示,这个如同天堂般美妙的园艺场,则是现代农业文明给袁隆平带来的憧憬,但要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此就确立了他未来一生的方向,从此就与一粒种子结下了宿命般的不解之缘,最终创造了那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稻作神话,此时还是一个为时过早的预言,只能说是一颗宿命的种子绽出的一点儿小小的萌芽吧。

就在袁隆平“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时,日寇掀起的战火一直在疯狂延烧,1937年底,随着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部分军政机关迁往华中第一重镇武汉,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扼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更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势必成为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的又一个核心战略目标。

袁隆平对战争的记忆始于1938年,元旦刚过,正在教室里上课的二毛就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那是l月4日,日机对武汉发起了首轮空袭,一座江城狼烟四起,飞机带着恐怖的尖啸与令人胆寒的光芒向人间俯冲……在接下来的日子,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灾难也越来越惨烈。据时人记载,“但见死伤平民断头析(折)颈,血肉横飞;被毁房屋,皆一片瓦砾,情形甚为惨酷……”日寇的轰炸目标不只是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掷向了一座座校园,华中大学的三座教学楼化为了废墟,课桌上、黑板上血迹斑斑,那些翻开的书本上是飞溅的碎骨和骨髓,一支支炸断的钢笔上还挂着血丝。此时的汉口,已变成了一座战争的炼狱。而在此前,一个孩子还有着天堂般的憧憬,此后的二毛和一家人则是在炼狱中度过的。在天堂与炼狱之间,一个孩子提前感受到生与死的两个极端。但二毛也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那是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非同寻常的顽强和处变不惊的镇定,哪怕民房与店铺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别的店铺依然在开门营业,大中小学也照常上课,袁隆平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业。那些日军重点轰炸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哪怕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很快就会被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恢复,重新运转起来。

在二毛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早出晚归,每次回家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脸如焦炭,一双深陷的眼睛里干涩发红,仿佛还燃烧着刚烈的火焰。父亲很少给家人讲他那些危险的经历,袁隆平后来才知道,父亲每天都在铁路上为抗战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而奔忙,而铁路是日寇轰炸的重点,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危险。一个铁路员工薪水不高,但他倾其所能,与福裕钢铁厂厂长陈子善两人筹资,打造了五百把特制的大刀,捐献给西北军抗日名将孙连仲麾下(第二集团军)的大刀队。在武汉会战爆发之前的台儿庄血战中,孙连仲将军率部据守南关一隅,面对日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发起的一轮轮猛攻,孙连仲一直率处于劣势的兵力坚守在河边阵地上,就是在此战中,他说出了一个军人充满了血性的誓言,也是名言,他命令其手下将领:“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西北军装备简陋,武器低劣,但在短兵相接的近战时,其大刀发挥了极大的杀伤力,他们独创的“无极刀”刀法专往鬼子的脖子上砍,令日军闻风丧胆,日军不得不给每个士兵装备了一个铁围脖,但厚重的铁围脖大大削弱了鬼子的战斗灵活性,其伤亡更加惨重,而孙连仲部最终以必死之决心、惨重之代价将日军击退。

袁兴烈捐献的大刀,也让他和一位爱国名将有了一段交集的机缘,他因此而得到了孙连仲的器重,在逃离汉口,抵达重庆后,被委任为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上校秘书。

历史的巨轮之下,个体生命是卑微的,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当武汉会战进入七八月份,日机轰炸的频率、规模及酷烈程度都达到顶点,蜂拥而至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此时,一座华中重镇已到了沦陷前的最后时刻,政府开始提前疏散转移难民,袁兴烈又带着一家人在难民潮的裹挟下踏上了逃亡之旅。那年,袁兴烈三十三岁,在平汉铁路这条南北中轴线上已供职十余年,而这次逃难,也让这位铁路人从此偏离了他的人生中轴线,而那年正是袁母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她已身怀六甲,只能挺着大肚子逃难了。

一个生命即将降生,一家人却奔波在生死路上。

……………………

(本文为节选,全文由《芙蓉》2017年第2期首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时期人物报告文学的应有维度

——从《哥德巴赫猜想》到《袁隆平的世界》

刘 倩

 

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文学样式,基本特征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是在实事的真实性上进行文学艺术加工。报告文学极为常见,相对好写,方便传播,比如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想写好文学性的报告文学又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文学性传播更难,其中,人物报告文学尤其难写和难出精品。提及新时期报告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特殊时代节点,它影响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进程,也给报告文学尤其是人物报告文学提供了一种文学范本。如今,近四十年过去了,人物报告文学呈现出新局面,其中一种退步趋势值得担忧:很多人物报告文学就等同于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报告,往往为了新闻性而丧失文学性,这里的新闻性更具体来说是宣传性,也造就了大量标榜化、脸谱化的没有生命力的呆板僵化作品,这和报告文学面临的困难和困境有关。

陈启文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中写道:“这让我同时要面对两个人,一个是作为原型的袁隆平,一个是作为讲述者或者回忆者的袁隆平先生,这两种经验叠加在一起,构成一种重叠交错的立场和视角。”它道出了创作的部分困境,但是,并非全部。不知道陈先生是否注意到,其实它同时面对的是三个人,还有一个媒介传播制造的“雕塑化”的袁隆平,这个袁隆平是“既定形象”,这个袁隆平才是他创作的最大困境和终极挑战。因为,所有文学作品都有它的时代性,受到作品产生时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环境的浸染影响,报告文学尤其如此,某种意义上讲,报告文学天然受到基于时代文化的“价值绑架”和“思维绑架”,

为什么这么说呢?归根结底,报告文学是经文学加工、无强烈时效性诉求的新闻,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只要是新闻就会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制约,有“把关人”存在,哪怕是新闻转化为文学,没了确切的“把关人”“看不见的手”的金科玉律依然存在,作者会在无形中成为文字的“把关人”。新闻属性决定报告文学必须基于真实性开展叙事,也就等于戴着镣铐跳舞,同时,新闻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最需要紧贴时代,服务于时代传播的文体,也最容易受到“宣传”二字的影响。新闻也好,文学也好,它面对的最终是传播,而非宣传。宣传式的写作往往存在信息过滤,神化与脸谱化也就产生了,文学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服务于实事和时代的基础上,报告文学必须打破这种思维藩篱,这就需要作者具有人文精神,回归文学以及人物的“人的主体性”,用人文的态度和文学的语言,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进行人性化叙事,也即打破“雕塑化”的固态叙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中典范,新闻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于一炉,又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责任担当,所以,当年才能引起强大轰动,以至于人人都“立志成为科学家”。

《哥德巴赫猜想》由一个高度浓缩人物主题的特殊情境或核心细节切入,开篇第一小节即应用的陈景润的论文内容:“命Px(1,2)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x-p=p1或x-p=p2p3,其中p1,p2,p3都是素数。[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引出陈景润,然后,采用小说写法倒叙顺序多维交错,围绕中心事件展开人物相关的文学叙事,即以“哥德巴赫猜想”为核心生动再现陈景润的前世今生,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化的人物传记。全篇徐迟以冷静的笔触和平等的视角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景润。相似的书写模式,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用在了《地质之光》书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上,只不过,《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笔更成熟,叙事更凝练,思想更深刻。

《哥德巴赫猜想》给了后来人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模式,成了经典和典范。这种经典模式不仅被复制到人物报告文学中,也被广泛应用于海量的新闻通讯报道中。但是,应当看到,《哥德巴赫猜想》创作于万物复苏的1977年,它是报告文学零的基础上的文学觉醒、人文回归和文化再造,所以,才具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时至今日,它依然有着经典意义,而新的时代,新的需求,信息爆炸,文化多元,各种思潮涌动,文学也在各种杂音中发展,人物报告文学需要更多革新尝试和发展,陈启文新近出版的《袁隆平的世界》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报告文学作家有甘守寂寞的心。无论如何,报告文学在大众文学阅读领域都是相对冷门的,远没有小说的宠儿地位。甘守寂寞代表着有一种信仰和担当。诚如陈启文在《袁隆平的世界》里所说:“如果不是用生命体验过饥饿的滋味,如果不是直接感受过饥饿的威胁和恐惧,我兴许不会从虚构向非虚构转型,投入大量精力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他进一步说道:“我曾说过,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坚持和热爱是所有文学创作者应有的态度,报告文学尤其如此,很长时间里,陈启文一直聚焦宏大主题叙事,“水利报告”“粮食报告”“南方冰雪报告”等,此次转向“人物报告文学”,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报告文学的信仰和担当。

其次,不能只顾新闻性,尤其不能只盯着“功利性”和“宣传性”,而放弃文学性。在尊重真实性的基础上回归文学叙事和人性叙事,保证“人的主体性”,也就是创作有血有肉的人,有七情六欲的人,即凡人叙事,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引发作者和读者共鸣。任何伟人归根结底都是凡人,一旦丢了“凡人叙事”,就失去了文学的本义和传播的可能。这是徐迟坚持的,这也是人物报告文学的准绳。《袁隆平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成功。袁隆平是一位伟人,之前书写他的报告文学数不胜数。“前人之述备矣”的背景下,《袁隆平的世界》则以“凡人”维度书写袁隆平,作者眼里,袁隆平就是“一粒种子”,一位“刚果布式微笑”的黝黑老人,一位“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中生”时,在公社稻田里偶然遇见的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全文基本坚持这种叙事基调,让袁隆平具有了更强的文学生命力,形象更饱满,更震撼。

第三,严谨性和精确性,也就是真实性的问题。辩证分析,这是“绑在报告文学”脚踝上的“绳索”,也恰恰是报告文学最大的特征和根本魅力所在,尤其体现在人物报告文学,又特别是科学人物。《哥德巴赫猜想》和《袁隆平的世界》刚好都聚焦前端科学大家,《哥德巴赫猜想》里的数学符号和论证是高深的,很多数学家都搞不懂,陈景润搞了几十年才理清;《袁隆平的世界》里的杂交水稻如此,袁隆平大半辈子都花在上面。作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这些,还要把他们表述清楚,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杂交水稻这一农业领域的尖端科学,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而在叙述中必将遭遇大量的专业术语、科学数据,这在叙述过程中是绕不过去的,一旦绕开就失真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失真。”为此,陈启文与袁隆平几次长谈,走遍袁隆平生命轨迹的各个重要地点,也走遍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江西、安徽、福建、广东、海南等杂交水稻主产区、示范片和育种基地,这是报告文学的态度,也是作家的态度。

第四,人文性和思想性,可以延伸为社会性与历史性的问题。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丢了人文情怀,再好的思想都显得苍白,尤其对于人物报告文学来说,创作一定要是真情实感的,而非虚情假意,是对作者自己负责,对作品和读者的负责。另外,从根本上来说,文学也好,文化产业也好,它们的最大本质是批判性,需要有基于社会和历史的思考性,《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大意义在于文化反思和人文精神回归,这个主题在大众文化聒噪、价值信仰流失的今天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的。陈启文创作《袁隆平的世界》也是基于他的“心有天下”“关注全人类”的大人文和大思想,是对粮食问题的延伸,是他关于粮食的儿时的深刻体验,而生发的“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又有什么比它同生命的联系那样直接、那样紧密?粮食是无法虚构的,生命是无法虚构的。”有了这种社会和历史担当,《袁隆平的世界》便具有了相当厚重的思想内涵。

最后,是可读性,此问题衍生的是创作方法的问题。这可能是报告文学在当下文化氛围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的读者有太多的阅读选择,海量的电视、电影、网络小说可供选择,穿越、魔幻、仙侠、谍战、重生等类型风行,读者的口味越来越刁,传统文学整体式微,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弱势群体,其传播业态更让人堪忧,这就更迫切需要可读性。实事是,人物报告文学它永远都没有小说的自由度,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它可以借鉴小说的写作方式实现纵横捭阖,《哥德巴赫猜想》为我们提供了范本,徐迟跳出文本之外,全篇聚焦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以小说的手法创作了高度凝练的文本,今天,依然有很多人物报告文学采用此种方式。而新的大众文化和传播环境要求人物报告文学不仅仅局限于类似小说的叙事手法,它必须借鉴传记,杂文,散文,戏剧,传记,电影等的叙事手法,这恰恰可能也是报告文学最大的优势:可以博采众家之长,甚至比散文还要随心所欲。报告文学不能太过小心翼翼和循规蹈矩,即便是带着镣铐跳舞,也有无限可能。

从文本叙事分析,《袁隆平的世界》采用的是最规矩的小说线性叙事,但是,围绕杂交水稻,全书书写袁隆平,又并非仅仅书写袁隆平,在袁隆平的时间线上随处都是发散式的旁征博引,涉及很多作者自我经验和评论,包括时间长河中的很多人很多事,勾连历史、现在和未来,看似喧宾夺主,实际上高度一体,恰恰这种创作增添了文本的内涵和厚度,也让文本的格局与思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以“我”直接介入叙事,娓娓道来讲述一段故事,将“我”和“袁隆平”拉进同一个故事空间,这是《袁隆平的世界》区别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大特征之一,这也是当下文物报告文学最有效的创作模式之一,而全文“我”的高度介入也让文本也就有了三个中心,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杂交水稻”,一个是“我”,极大丰富了叙事维度,打破了报告文学“小说叙事”的固有模式,多重写作手法的运用也就有了可能,人物报告文学由此超越了“人物传记”意味,文学性和可读性陡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模式也和陈启文个人有关。陈启文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又不仅仅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在散文领域同样是大家,作品独树一帜,长期多重创作的经验积累,加上丰富的知识储存,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文字。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当下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最好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且必须是创作功力深厚的人物,无疑,这是当下文学业态对报告文学提出的高要求。

《芙蓉》2017年第2期目录


[长篇报告文学]

001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

 

[特约]

157檀香插←南翔

163人心的隐微

——读南翔的《檀香插》←马兵

 

[新声]

165金鱼←顾拜妮

173绥安山下←顾拜妮

181你究竟去过杭州没有←顾拜妮

183鱼缸与海洋:顾拜妮小说印象←金理吴天舟

 

[观点]

185小说的另一种可能:现场写作

——以杨少衡长篇小说《风口浪尖》为例←王冬梅

188新时期人物报告文学的应有维度

——从《哥德巴赫猜想》到《袁隆平的世界》←刘倩

管: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长  曾赛丰

主编  龚湘海
出版日期:每年单月8日

 

发行、邮购热线:0731-85983060

国内发行:长沙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2-26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BM764
定 价: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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