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张庆捷: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

文博山西 2018-09-13 14:41:27

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局部.隋
1999年7月太原王郭村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

在北朝时期有两个城市非常重要


一个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今大同市)

曾为北魏都城

北魏在此定都百十来年

人口多达150余万

是丝绸之路东段最有名的城市

留下许多与丝绸之路和民族融合有关的遗物


另一个是北朝后期的晋阳城(今太原市)

作为东魏北齐别都

是西域粟特人聚集之地

有许多丝绸之路的遗存


然而

因为种种原因

山西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却陷入一种声高难远欲说还休的境地


文博山西

曾经就此展开多篇论述:

山西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粟特人出没!山西葡萄酒的风华绝代

明代长城锦囊装49枚北魏时期波斯银币

北齐勇将蓝宝石戒指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西域大月氏人把玻璃制造术带入山西

张无忌的魔教和介休祆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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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

多以众多考古专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今天我们特推介考古学家、文博大家

张庆捷先生的一篇文章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

以知其事

以证其史



北朝晋阳的时代背景

北朝前期,晋阳是距塞北最近的大城市,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北魏迁都洛阳,东魏迁都邺城,晋阳地位没有衰减,反而随着政治、军事格局变化更加突出。


特别是由北魏后期起,尔朱荣、高欢先后以晋阳为基地遥控洛阳,晋阳的地位隐在洛阳、长安、邺城之上。多数大臣是身在洛阳,心系晋阳,朝中大事,尽报晋阳定夺。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名为别都,实际上亦为当时政治、军事中心。最奇特现象是政府开中国古代罕见之例,将负责全国政务的大丞相府置于远离都城的别都,这样的布局在古代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是典型的两都制。其时都城在邺,丞相府却在别都晋阳,两地相距数百里。丞相府负责全国军事,精兵强将,皆聚晋阳,马匹粮草,晋阳最足,构成守卫邺城的坚强屏障。



北魏并州形势图


更为有趣的是,晋阳宫规模庞大不亚于邺都皇宫,“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皇帝率领嫔妃和众臣不断奔波于邺城与晋阳两地。皇帝即位也屡在晋阳,晋阳即位与邺城即位具有同样的名分和权威。


北齐八帝,四帝即位于晋阳,四帝谢世于晋阳。晋阳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皇帝如此重视晋阳,长年累月居住晋阳,朝廷大臣自然也得紧跟效仿。因此朝廷重要官员均在晋阳建立私宅。许多人死后就葬于晋阳。



北齐太尉太保尚书令徐显秀墓平剖面图


北齐太尉
厍狄迴洛墓平剖面图


北齐东安郡王娄睿墓壁画鞍马出行图


至今已经发掘的北朝墓葬有许多王墓,也有许多文臣武将的墓葬,其中最重要的具体有北魏辛凤麟夫妇墓,北魏义阳太守辛祥夫妇墓,天统四年(568年)大将军、武功王韩祖念墓、武平元年(570年)太尉、东安王娄睿墓、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寿阳河清元年(562年)齐故定州刺史太尉、順阳王厍狄迴洛墓及其他北齐壁画墓和隋代的斛律彻墓、虞弘墓等。这些王公贵族、大臣将军墓葬的发现反映了昔日晋阳城的显赫地位。


如此地位,决定了晋阳城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与文明交流之路。有人顾名思义,以为丝绸之路仅是一条外贸通道,是中国丝绸为主的商品以及技术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通道。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贸、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这种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


以往学者谈论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绝大多数只讲到长安或者洛阳。长安和洛阳,是多朝代古都,都城是一个朝代经济、文化、人口的中心,也是外国人汇聚之地,自然也是商业中心,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因而一般人认为作为都城的长安、洛阳,自然应该成为丝路东端。


然而熟悉汉唐历史的人都清楚,汉唐连绵一千余年,由汉至唐期间曾有许多朝代,并非简单的汉亡唐兴。朝代兴替频繁,都城屡有变更。都城的变更,带来的结果是丝绸之路东端随着都城转移而转移。


长安、洛阳是定都时间最久的城市,但并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丝绸之路的东端在不同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地点。比如北朝前期北魏定都平城,平城一度是丝绸之路东部最繁华城市。


认识到这些差异变化,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汉唐之间的北朝,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起到独特作用,丝绸之路到唐代达到鼎盛与北朝是万万分不开的。而探讨北朝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与平城与晋阳又是万万分不开的。



北魏平城形势图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自然成为该时期唯一的丝绸之路东端。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留下许多粟特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胡商汇聚商贸发达,自然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之一。



北魏洛阳形势图


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同理,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晋阳也因特殊地位,与长安和邺城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吸引和导致大量的粟特人涌向这里。虽然历史文献记载较少,然而保留下的许多丝路遗物其可信度不巾亚于文献,同样反映出晋阳与丝路及其胡人的密切关系。



日本Miho美术馆藏粟特石棺床


近些年来、相传出自太原附近现藏日本Miho博物馆的北齐粟特人墓、太原隋代虞弘墓等,都是北朝后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


丝路来的粟特人


丝绸之路在很长时间内连通了晋阳与中亚诸国,当时的中亚诸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撒马尔罕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北朝的史书中,撒马尔罕被称为康国,是古代粟特人的中心城市,安国、何国、石国、史国、曹国等,皆为其附属国。同时这里也是印度、波斯、突厥、中国商旅交汇的要地,更是丝绸之路西段必经之地。研讨丝绸之路绕不开撒马尔罕,其重要性无需多言。


《北史》卷90《西域传·康国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蠓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康国位置图


《隋书》卷88《康国传》记载与此相近。该传虽只有400余字,但是却将该国的来历、势力范围、都城位置、王和王后、执政形式、服饰、宗教、法律、体貌特征、风俗、乐舞、特产等,均有介绍,是了解北朝中亚诸国的重要资料。


由传中可知,该国及其周围昭武诸姓的国家崇尚商业,商贸是该国重要经济方式。《旧唐书》卷198《康国传》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其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皂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两传相比,大致相同但是有一些出人,一是前传言“丈夫剪发,锦袍。”表明发式较短,特征是“剪发”;而后传则载,“丈夫剪发或辫发”,是指康国人有两种发式一种是传统的“剪发”,另一种则是“辫发”。为何前书仅记男子为“剪发”,而后书则加上了“辫发”,我认为,这可能是受了突厥发式的影响,因为从北朝起,突厥就采取联姻方式控制康国,前书也说康国国王“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婚姻丧制与突厥同。”久而久之,由北朝到了唐代,其国人的发式也自然受了突厥影响,有了“辫发”的样式。


二是后者记载的粟特经商习俗,远比前书详细,由其记载“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表明该民族不仅是崇尚商业,而且从出生和幼年起,就开始培养经商的观念和基本技能,如“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等反映出该民族的商人不仅有文化,而且通晓多种语言风俗,精于计算,有为商业利益奔赴万里、献身冒险的精神。


据史料记载,许多粟特人与北朝晋阳有关,比如安息人安吐根的曾祖就与晋阳有密切关系,如《北史》卷92《蠕蠕传》记载:“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番情状,神武得为之备。”可见安吐根是在北朝和柔然之间来回奔波,择利投靠的胡人后裔。史书明确记载,北朝晋阳还有其他穿过丝绸之路来的粟特人,如翟氏即为一例,《晋书·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到北朝后期,翟氏家族仍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志》


《隋翟突娑墓志》:“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


据荣新江研究:从翟姓和父子两人的名字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而著籍太原的移民。应当指出的是,翟突娑著籍洛阳,应当是他入仕于隋以后的事,他原为并州太原人,其父翟娑摩诃所担任的大萨保是并州胡人聚落的政教大首领。重要的是,翟突娑卒于615年,时年七十,其生年当在556年,即北齐天保七年。如果翟突娑是翟娑摩诃20岁时出生的,则其父以40岁时任大萨保为最合理的年份,也就576年前后,此时距离虞弘任北周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后)相去不远,或许虞弘检校的萨保府,正是翟娑摩诃为萨保的胡人聚落。


荣新江的推析相当合理,另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证据,证明翟突娑不是汉族人,而可能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盘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盘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此翟盘陀身在西域,未说清哪国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对人华粟特人姓氏做过溯本穷源的考证,其中考证翟氏为高车族人,文云:“高车丁零有狄氏,为古赤狄之余种。狄即翟也,《晋书》载记及《魏书》纪传所记丁零酋豪多翟氏者……《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由此看,翟突娑许是太原王翟楷之后。


高车族是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很广,从中亚到东北亚都有其记载。《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这一年是330年,赵即石勒的后赵政权。至是我们也寻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头,是从位于中亚锡尔河流域中部的康居迁徙来的。


《安师墓志》

《康达墓志》


据荣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钩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并见于墓志的粟特人还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们的先人,他们应当是属于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员。


如《安师墓志》提到的其曾祖安哲,任北齐武贲郎将;《康达墓志》记载的“曾祖蕞,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安孝臣墓志》题为“大唐故翊麾副尉泽州太行镇将骑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铭”,志文记也载“君讳孝臣,太原郡人也”;《大晋何公墓志》记载的何君政等人。



《虞弘墓志》


此外还有虞弘及其父亲,隋代虞弘墓是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并发掘的。据墓志,男主人姓虞(鱼)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国王之命,13岁便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20岁后,又奉命由波斯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检校萨保府”,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墓志还记载了他的父亲“父君陀,茹茹国莫贺去汾,达官,使魏朔州剌史。”


由墓志可见,虞弘父子俱在北朝为官。其父在北朝为官时间,很可能是在他出使北朝之后,他出使北朝时间应该是543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或东魏孝敬帝天平元年)之后。至多再提前到533年。他在北朝为官,当,534年之后。


入华为官是入华粟特人的最佳职业。从最崇拜商业和追求商业利润转向选择做官,是入华粟特人的一大转变。分析这种转折,显然受中原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经商是为追逐利润,官僚阶层有权有名更有利,可以比经商带来更多利润和财富,所以从利益最大化出发,精于计算的粟特人入华后的首选职业就是做官。


娄睿墓壁画胡商驼队图


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各国的商人和使臣携带着货物和贡物涌向并州,或择地定居,或展开商贸活动。商人在中原士农工商序列中排名殿后,实际上,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阶层,特别是胡商,交通官府、互相勾结、财大势雄。胡商数量庞大,奔赴各地,经营各种生意。其踪迹可由墓葬壁画和出土骆驼胡商俑反映出来,如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是一个壁画墓墓道和墓室都有壁画在墓道壁画中,就有胡商驼队图,绘四人五雜组成的一个商队,满载货物。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牵着驼缰。右后又有一驼,驮圆鼓大白软包。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所牵驼驮大花软包与垂橐及丝缟,大步紧跟。两驼右侧还有二人二驼,相随前进。



徐显秀墓壁画局部:墓主人夫妇


太原北齐墓壁画中,还有间接反映粟特人的材料,如王家峰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男主人浓眉大眼冠服红袍肩披一件薄皮大氅,左手端一漆碗。女主人容貌秀丽,身着白领白边暗花红裙,左手端一漆碗,俩人正在饮酒。两旁乐伎侍卫成群,左有人执鞭牵马等待,右有一犍牛拉车待行,男女随从数十人夹杂着几个深目高鼻的粟特人,羽葆鼓吹,旒旌成列,气派十足。



贺拔昌墓出土唿哨骑俑


除粟特人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长期居住着。


《北史》与《魏书》都记载,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长22.5厘米,在一匹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身体肥胖,头梳长发,十几条辫子留在背后,圆头圆脑,面向上仰,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踩马蹬。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两指弯曲伸进嘴里,作打唿哨状。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四顾无人,打口哨作乐。



娄睿墓出土伎乐俑


北齐青釉人物狮子扁壶

1956年太原市玉门沟出土


此外在并州地区北朝到隋唐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常有各种胡人俑,如粟特商人骑骆驼俑、突厥骑马俑、异域伎乐俑等;还有绘着粟特人和狮子图像的带釉扁壶。通过类似的随葬物品,均有助于了解粟特人在并州活跃程度。这些胡人形象,屡见于晋阳北朝墓葬壁画或俑,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晋阳的大量粟特人的缩影。


北朝晋阳及其附近胡人,也见于史载。如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晋阳举起反隋义旗后,进军西安途中,在现在晋中灵石县境内,遇到了隋军抵抗。大军屯军地很有意思,名为“贾胡堡”。


《旧唐书》卷《高祖本纪》:“(隋大业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巾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


《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贾胡堡州东北五十里,在霍山蛤蟆岭上。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太原,至西河,入雀鼠谷,进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里,是也。《括地志》:灵石县有贾胡堡盖旧在灵石县境。”


“贾胡堡”,顾名思义,自然是外商居住之堡。以贾胡命名堡子,可以理解为,这里是外商长期聚住之地,为了长期安全居住还建造有堡子。日子久了,得到当地人认同便自然以“贾胡堡”称呼此地了。《新唐书》也记载该地有贾胡堡。《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载(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时,也提到此地的“贾胡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就认为,此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古胡长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表明从北朝,至少从隋朝到唐中期,这个地名一直在使用。也表明在此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聚住着大量的外商及其家眷。


并州向来是中原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所以后汉以降数百年间,尤其是北魏以来,并州一直是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粟特人也不例外。


一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并州仍居住着许多粟特人,就出土材料看,他们虽然巳经在中原担任官职,但是仍旧自成聚落,至少在他们之间还尽量保留着特殊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从《大晋何公墓志》中即可反映出来。该墓志现藏山西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据说出土于太原北部,出土的时间、确切地点和伴随的其他随葬品均已不清楚。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学者在《山西文物》上介绍过此墓志,但失之简约,为了更好分析五代时仍活跃在并州的粟特人及其婚姻状况,笔者又再次核对标点了该墓志。今将志文核录如下:


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志铭并序


《易》曰:知生而不知死,德而不丧;知存不亡名其雄,圣人乎,由是知荣禄有杖之期。生死而无究竟之路,则知寿有短长,荣无久固也。


公讳君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领部落,抚弱遏强,矜贫恤寡,家崇文武,世袭冠裳,传孝悌之风仪,绍恭俭之礼让,分枝引流,不可究源,皆继簪缨,拖金拽紫,尽为候伯,各有功勋。公不幸忽染时疾,药疗无医,去长兴三年十二月一日于代州横水缜终于天命。夫人安氏,星姿降瑞,月彩呈样,行美芝兰,德彰闺壸,忽以身萦疾,药疗无征,须臾莫返香魂,倏忽而俄辞白日,以天祐年四月十九日京宅内。有男五人,弟(应为第)二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十将,天祐年十二月廿四曰从庄宗帝于河南胡柳陂,为国战效身终,敬周。弟(应为第)三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副将,敬千,同光年四月廿三日身终封坟,殡在庚穴。长男北京押衙充火山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文。次随驾右备征军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万。次随驾左护圣弟一军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超。新妇三人,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男九人,从荣、重进、小哥、韩十九、憨哥、小斯儿、小猪、小憨、王七。新妇宗氏,重孙兜儿。长男敬万等,俱以义烈门风孝传井邑,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即以天福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阳曲县连师乡相辅村北,圣地迁合,并置新莹平源(应为原),礼也。”


其铭曰:有奇仁,摽风格,名重珪璋,智匡郡邑,一任长史,累荣禄,尽珠,咸。安氏夫人,星姿降质,疾构,身终兰室,贤男贤女,有,晨昏问,冬夏温清,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


此墓志是何敬万为他父母所刻,由此墓志能够发现墓主人是“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何君政,他的夫人姓安,是粟特安国人。甚至他的几个儿媳也是“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媳是宗氏,国别不详。毫无疑问安氏和康氏是“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和康国人,都是来自中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墓主人两代人的婚姻情况至少说明,五代时,并州还有大量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反映出他们很可能还是聚族而居,还没有与汉民族完全融合。


萨保府和祆敎徒


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都有大量粟特人,活动在并州晋阳地区。具体人口和聚落数量由于史料缺乏,确实难以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机构的设置来推析。通过近年学界对萨宝府的系列研究,已经明确认定,入华粟特人与萨宝府有密切关系,萨宝府是管理入华粟特人的官方机构,是中国古代唯一以外国读音设置的官府,是北朝唐代针对大量粟特人流寓中国而特设的官府,与中央各级官府不同的是,该官府由粟特人担任各级官员,专门管理入华粟特人事务。


姜伯勤先生认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隋代对萨宝设置的规定是,“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那么可想而知,并州有过“摩珂大萨宝”,如翟突娑之父,既称为“摩珂大萨宝”,那显然比萨宝要高一个等级,管辖的人口户数至少也当数倍于萨宝,二百户以上设一个萨宝,我们不知道多少个萨宝上设置一个大萨宝,但是可以肯定地知道,晋阳粟特的人口户数都相当可观,应该在一千户之上。有一问题必须澄清,即为什么规定诸州只设萨宝,而晋巾阳却记载有大萨宝?至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是虞弘墓志的内容却置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旁证。



《隋翟突娑墓志》“摩珂大萨宝”


《虞弘墓志》记载,虞弘在北周大象末年,任职“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说明在北周晋阳设有“萨保府”。在《隋翟突娑墓志》内记载其父北齐时曾在晋阳任“摩珂大萨宝”,而《虞弘墓志》记载北周占领晋阳时期,这里设有“萨保府”。这两者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我认为不是,我以前认为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很可能,大萨宝不是管理某州的萨宝,而是管理数州萨保府的萨宝。之所以称为大萨宝,就是为了能区别于一般仅管理一州的萨宝。



《虞弘墓志》:检校萨保府


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逐渐可以感到并、代、介三州乡团与萨保府之间的关系。周伟洲先生首先指出,并、代、介三州乡团的成员很可能有大量的粟特人,所以才由虞弘担任“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之职,以便他从乡团与萨宝府两方面来对大量的粟特人进行管理。


最近一方在汾阳县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志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这块墓志是唐徽六年《曹君墓志》。其墓志云:



曹怡墓志盖


君讳怡,字愿烁,隰城人也。曹叔振铎,周文之贻,建国命氏,即其后也。祖贵,齐壮武将军。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君秉灵海岳,感气星辰,家著孝德,国彰忠烈。起家元从,陪翊义旗。后殿先锋,殊功必致。于是授公骑都尉,用旌厥善。汪汪挺黄宪之度,谔谔含周舍之风,乡塾挹其轨仪,僚庶奭其俯仰。宜应享其多福,锡以永龄。天不憝遗,遽沾风烛,粤以永徽六年六月景辰奄卒私第,春秋七十有五。遂年十月一日葬于城西北二里。賵禭接赋,赴吊如林,缨冕悽伤,缁素哀悼。其词曰:言契诗书,动符礼乐。门笃义方,家崇文学。岂谓梦洹,泣璜飧玉。醮赏停欢,歌钟罢曲。



《曹怡墓志》: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


这块墓志极为重要,墓主曹怡是“昭武九姓”中曹国后裔。


曹国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西北,属于汉唐粟特地区。北朝并州,到处都有人华粟特人,曹怡一家正是定居中原的粟特人。他死于永徽六年(655年),终年75岁。据此推算他生于581年左右,即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年。其父曾任“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这里皇朝”,即是本朝之意,实指唐朝。唐朝建立于618年。既然他父亲在唐朝还担任官职,年龄巳经不算太小,就,581年其父是20岁,到618年,已经是57岁。因此从他父亲担任萨宝府官职,可知他家本是入华粟特人;再由他的姓氏可推知他家原来的国籍是曹国。他父亲担任萨宝府官员的具体年代不详,应该在唐朝建立至贞观之间。


通过对墓志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一是证明介州确实有萨宝府,与太原虞弘墓志记载的虞弘“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正相吻合,并证明,当时在并州、代州和介州都有萨宝府,这些萨宝府至少从北周大象年间延续至唐朝初期。间接表明在这几州,粟特人数量很多。


二是进一步透露出,萨宝府不单单负责人华粟特人的商业、居住、生活等事项,而且萨宝府下设“车骑骑都尉”等军职,负责与军事有关事务。这些军职与虞弘墓志提到的“乡团”有关,职位由粟特人担当。


三是由曹怡祖父、父亲和他的经历看,萨宝府的官职不是世袭。表明北朝唐代,交流开放,颇具气象,出现专为粟特人设置也由粟特人自己管理的官府。但是这些官:府也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职官基本相同,中央任命官员,官员不得世袭。



《龙润墓志》


晋阳地区出土的唐代《龙润墓志》,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并州粟特聚落和萨保府的认识。《龙润墓志》文字如下:


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白银发地,崖穴蛇之山。祖先感其谲诡,表灵异而称族。凿空鼻始,爰自少昊之君;实录采奇,继以西楚之将。及汉元帝,显姓名于史游。马援之称伯高,慕其为人,敬之重之。《晋中兴书》,特记隐士子伟,以高迈绝伦并异代英贤,郁郁如松,硌硌如玉者也。曾祖康基,高其青、莱二州刺史,畺(疆)场比邻,风化如一。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义同。父求真周光有天下,举先岩穴,就拜仪同三司。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贞观廿年(646年),春秋廖廓,已八十有余。驾幸晋阳,亲问耆老诏板授辽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九月十日,薨于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


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的题解,此志是1984年10月出土于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村东。检同卷《汇编》,同时同地出土的同一龙姓家族的墓志还有龙润子龙义(显庆二年/657年卒)、龙澄(战死,龙朔元年/661年葬)、龙敏(开耀元年/681年卒)、孙龙寿(延载元年/694年卒)、曾孙龙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卒)等人的墓志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虽然《龙润墓志》中有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但这种后人的编造是不足凭信的。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龙姓一般是指西域焉耆王国居民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这一出任胡人聚落萨保府长史的龙润,应当是焉耆胡的后裔。其夫人何氏应当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其他子孙有夫人记载者,龙义夫人粟氏、龙睿夫人张氏,表明他巾们逐渐与汉姓人家通婚。值得注意的是,龙润曾任并州“萨保府长史”,从北朝晚期到唐朝初年,一直生活务北在晋阳。这块墓志也可以与虞弘墓志相互补正,说明虞弘检校过的并州萨保府和粟特聚落在唐朝依然存在,所住地点名“安仁坊”,顾名思义,有安置外国人之意。


萨保府代表中央政府管理着各区域内的人华粟特人,同时,还管理他们的宗教事务。当时许多粟特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也称“祆教”或者“拜火教”,是起源于西亚,流行于西亚和中亚的一种宗教。崇拜光明与火,视火为神圣之物。我们在虞弘墓石堂、安伽墓门楣、史君墓石堂、康业墓石床榻,巴黎北朝石床榻中都可看到圣火坛,便是崇拜的证据。



虞弘墓圣火坛图像


史君墓圣火坛图像


祆教徒有自己独特的葬俗,死后实行天葬或瓮棺葬,这种葬俗由人华粟特人带到中原。并州是粟特人主要聚集地之一,有许多粟特人聚落,自然在某些聚落存在这种葬俗。


《旧唐书》卷《李暠传》记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事有:“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外来商品、工艺及艺术、服饰


唐代既称太原旧俗,透露出已经延续很久,追溯其源头,当和北朝并州粟特人聚落有关。可见粟特人逝世会被送到近郊一个被称作“黄坑”的地点“以饲鸟兽”,实行本民族流行的天葬。


晋阳及其附近地区,还遗存许多汉魏北朝外来商品,尤其是北朝外来商品,透露出晋阳与丝绸之路千丝万缕的关系。晚清时期,入华西人曾在灵石县发现罗马古铜钱16枚,钱币的文字,表明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发行的钱币。它们在灵石的发现,也许与灵石贾胡堡的外商有一定关系。在太原唐代墓葬中,曾发现过波斯银币和古罗马金币,显然也是由外商携人中国的。


还有些外来的日常用品如胡床、茵褥等,汉代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如《后汉书》志13《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到北朝时,随着入华胡人数量的剧增,《汉书》中所载的胡帐、胡床等更普遍了,具体实物也在北朝墓葬中出现了,如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葬壁画中就有关于这些的画面。


在徐显秀墓室西壁的壁画中,有一群女扮男装的侍女,其中一人左肩扛一胡床(即现在所谓的“马扎”),其身后一人为最矮的女扮男装者身高1.42米,腋下就夹着一个茵褥。



李凤墓壁画携茵褥侍女


茵褥在《洛神赋图》中也有,唐代已经普及,在李凤墓壁画及李寿墓石椁线刻图中均有,仅李凤墓壁画中就见有几个,也是挟在侍从腋下,或搭在手臂上,有人称此为衾绸,孙机先生指出是茵褥作对折状,此物可垫于坐处”。



徐显秀墓壁画:红色骏马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还有许多明显的外来因素,墓室西壁壁画正中为一红色骏马,挺立于人群之中。马颈下挂一缨子,为蓝色竖条纹,充满了萨珊风格,一望而知源自丝绸之路。在这匹马的鞍袱下沿有一行连珠纹人物图案,外是一圈连珠纹,内是戴花冠的人头图案。


在并州地区北朝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可见到表层施釉的绘着粟特人和狮子图像的扁壶、玻璃器等,这些器物,也都是粟特人携带到晋阳的。从丝绸之路来的男女装饰品也有不少,北朝最常见的是外来戒指,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河南、新疆、宁夏等地,都出土过北朝外来戒指,如在太原徐显秀墓中,出土一枚蓝宝石戒指,形制复杂,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重约为23.443克,用指环量规测量,戒面到戒指环的外径长轴,28.9毫米。


徐显秀墓出土蓝宝石戒指(侧视)

徐显秀墓出土蓝宝石戒指(正视)


戒指环在靠近戒托的两端各铸有三分之一的纹饰,纹饰为在中亚常见的似龙非龙似狮非狮的怪兽首,整体造型及神情颇为凶猛。仅就这种造型而言,在中原传统造型艺术中极为罕见,显然与中亚、西亚艺术有较深的渊源关系。


这枚蓝宝石戒面被镶嵌在黄金戒托表面中部,图案中人物头戴一顶很大的近似狮头的兽首形头盔,深目高鼻,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着紧身裤脚登皮靴,双手倒提着两件上有装饰的杖形器。该人物为立像,膀宽腰细似在舞蹈,又似在举行某种特殊的祭祀仪式。尤其是双手所持之物,既像是代表权力的权杖又像是交通神灵的法杖。


该戒指图案中人物造型与衣饰以及指环上的连珠纹、两兽首相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西域。


大量粟特人生活并活跃在并州,促进了并州的文化和生产,典型例证就是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带来葡萄酒酿造业。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就将葡萄种植业带回中原。但只在宫苑种植,为皇家观赏植物。一直到东汉,葡萄酒都是非常珍贵的礼品,最著名的事例是有人以一升葡萄酒送给主持朝政的中常侍张让,便得到郡太守之位。司马彪著《续汉书》卷记载“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


此事在历史上很有名,一直到唐代写《晋书》时,史臣还在《晋书》卷末以此事讥剌道“自东京丧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西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


蒲萄、蒲陶即今天的葡萄。讥剌是讥刺,不过确实表明葡萄在当时的特殊价值。


葡萄的大规模引进路线应是由今新疆地区进入甘肃,即所谓北朝河西地区,北魏太武帝平定西凉,从凉州迁徙到京畿地区大批人口和各种人才,其中当不乏精于种植葡萄者。葡萄的种植技术进入并州,很可能是在此段时间。从凉州内迁的人口有凉州人也有粟特人,粟特人与凉州人就是葡萄栽培技术进入并州的传播者。


种植葡萄的主要条件是技术与合适的地理环境,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并州均具备。一是以后的山西葡萄种植史证明,山西的地理、土壤、光照等条件,都适于葡萄的成长。二是北魏太延年后,粟特人大量进入并州,许多人与虞弘家族一样,在并州世代居住。这些人喜饮葡萄酒,有人随着商贸或者其他原因奔赴并州各地,长期居住后,在各处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


北齐时,葡萄的种植已很普遍。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了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与保存法。其书种植法云:


种植法:“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摘蒲萄法:“熟者一一零叠摘取,从本至末,悉皆无遗。世人全房折杀者,十不收一”。


作乾蒲萄法:“极熟者一一零叠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乾便成矣。非直滋味倍胜,又得夏署不败坏也。”


藏蒲萄法:“极熟时,全房折取。於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於孔中,还筑孔使坚,屋子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这些关于葡萄从栽种到收藏和加工过程的详细记载,说明葡萄种植已是北齐农家生产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葡萄酒的制作技术。不过也可理解,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主要是与农家有关的事情,葡萄酒的制作技术这时极可能没有普及,还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粟特工匠手里,秘而不宣地藏在专门生产葡萄酒的作坊。


晋阳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虞弘就是在北齐时入华来到晋阳的。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出土石葬具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安阳墓出土石葬具、日本博物馆所藏北齐石葬具图像中的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图像和甘肃天水出土石葬具图像中的酿造葡萄酒图,实际上正是当时并州和凉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史君墓东门框(右)、西门框(左)葡萄图像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也写诗赞叹过并州的葡萄酒: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有唐一代,葡萄酒成为晋阳特产,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以与并州葡萄酒齐名,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新唐书》卷《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鐡镜、马鞍、梨、蒲萄酒……”


以上诏令,是晋阳生产优质葡萄酒的最好旁证。


一直到元代,太原葡萄酒还是享有盛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17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也专门记载太原葡萄酒说“(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这里契丹省,泛指全国特别是北方。


本世纪,法国学者童丕研究,山西的葡萄种植业是北朝粟特人的遗存,一直到元代山西的葡萄酒仍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


晋阳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不仅吸引来大量粟特人和商品。还带来许多艺术和服饰。


中亚艺术方面最醒目的是乐舞,大量的中亚乐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在晋阳北朝墓葬发现许多中亚乐器图形如在娄睿墓、徐显秀墓、虞弘墓壁画和雕刻中在北朝许多造像碑和石刻上都有中亚乐器图像。仅在虞弘墓石堂上和现藏日本Miho博物馆相传出自太原的北齐石床榻上,就雕刻或彩绘着数十件乐器有琵琶、蹙篥、箜篌、横笛、铜跋、腰鼓、号角等,使用最普遍数量最大的是琵琶和横笛。


这些中亚乐器原来主要在入华粟特人之间使用,但最晚到北齐时期,巳经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我们在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中看到的中亚乐器,就是普及后的情形。达官贵人多喜欢外来的乐器,以至于在该时期官僚墓中几乎看不见传统乐器。



虞弘墓夫妇宴饮图下方胡腾舞图像


虞弘墓夫妇宴饮图下方胡腾舞图像(局部)


外来舞蹈在北朝也特别流行主要有胡腾舞、胡旋舞和枳枝舞等,在前述虞弘墓雕刻中和日本Miho博物馆北齐石床榻上都有胡腾舞的形象。


胡腾舞是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一种男性舞蹈多是单人表演,热情奔放,最精彩最标准的“胡腾舞”见于学虞弘墓石堂雕绘中特别是在石堂后壁正中墓主人宴饮观舞图中在主人和侍者前面,是一幅舞蹈图。


一块较大的场地上,有六名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每侧各跪坐三人手中各持一种乐器。左右乐者中间,一个男子正在舞蹈,舞蹈者和他人长相一样,深目高鼻,上着半袖衫,肩披一条极长的帔帛,下穿紧身裤赤脚,腰间系一长软带,脚下铺小圆毡,左脚着地,右脚后翘,肩上帔带和腰间软带在空中飘舞着,表现出舞蹈者舞步的急速,他的两臂一上一下一种明显地来回翻动的舞姿,身首扭转正在蓋急速地跳着胡腾舞。舞蹈者表演的舞蹈,就是由粟特地区东传来的“胡腾舞”,这种表演“胡腾舞”的景象在普通人家是不会存在的,间接反映出墓主高贵的地位和身份。



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床榻夫妇宴饮图及下方胡腾舞图像


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石床榻图像中,也有类似舞蹈一男子在中间挥臂抬腿,急速舞蹈两侧有十来个乐者,手持箜篌、琵琶、横笛、铜钹等乐器。


这种舞蹈也见于西安出土北周粟特人墓葬中如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中石葬具上,都有跳胡腾舞的形象。


在北朝时,这种舞蹈已经传到中原其他民族中,如在北齐厍狄迴洛墓中,就有“胡腾舞”的图像,如东壁一幅图像为四男人并列,身材大小相等。靠左一人,头部泥皮已剥落从残存部分看,上身袒胸露腹,下着灰短裤,脚胫以红带扎结,赤足。作右手伸臂,左手按膝,右足上举,左足独立姿势俨然是一个舞蹈人物图像。旁有观者三人。


除舞蹈外,杂技也在这时传入晋阳,在榆县北魏石棺图像中,就有一群人表演杂技的场面。



出土于花刺子模的托克—卡拉遗址的盛骨瓷图像


片治肯特2号遗址出土的壁画

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局部

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局部


服饰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具体表现,是该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中亚民族的服装在史书中多有记载。


在撒马尔干遗存古代壁画、片治肯特2号遗址出土壁画和出土于花刺子模的托克—卡拉遗址一个盛骨瓮图像中和入华粟特人墓葬雕绘中,均可见到具体服装样式图像,中亚诸国和民族之间,各自的服装也有所差异。如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画使臣二十二人,有文有图,既有某国使臣的形象,又有该国的介绍,是非常珍贵的服饰史资料由此可见中亚诸国的服饰差异。


在敦煌石窟158窟有一幅《举哀图》壁画,时代为中唐时期。该窟正面是一个释迪牟尼涅槃泥塑右边脚后绘着一幅《举哀图》,画着各国男女吊唁者粟特人居多其大同小异的服饰也可供参考。



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壁画局部


通过文献记载和图像我们知道当时中亚服装与中原人服装的异同。


以男子为例,相同之处是,男性都是头戴巾或帽,上身穿长袍,下身着长裤,足登靴或鞋。差异之处是,汉族和鲜卑或着巾或戴鲜卑帽,粟特人多是毡帽或尖顶帽;中原人的长袍宽松,圆领,袖子较宽,左衽或右衽,腰部宽松。粟特人的长袍腰部较紧,比较贴身,有翻领和圆领两种,袖子较窄,中衽近似现代风衣;中原人的裤子较宽松,粟特人的裤子较窄;女性服装也有差异,中亚女性裙装为窄袖细腰,中原女性长裙袖宽腰松。


另外,中亚的半臂衫、随身的搫囊、女性惯用的披帛等也传入晋阳并流行开来。



徐显秀墓壁画侍女裙上饰有连珠纹内有一头戴莲花冠的人头像


丝路开通后,中亚服饰图案也随着粟特人进入中原,在中原受到青睐,先是在上层,而后又在下层流行起来。


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中,还有不少西来的服饰,如男女主人身旁各有一侍女头梳双髻,身着红色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饰以联珠纹,联珠纹内绘有对兽。这种带连珠纹的纺织品,就是所谓的波斯锦。


墓室东壁的牛车后有一内着白色长裙的侍女,裙边饰有花瓣,裙上饰有连珠纹,连珠纹内有一头戴莲花冠的人头像,这也是域外流行的图案。这些外圈为联珠纹内为人头像的纹饰在丝绸之路中亚段和西亚段也出土过。



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局部.隋


文博大家
张庆捷

考古学家

1954年3月生于太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专业方向:汉唐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主持多项考古发掘

其中三项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黄河古代漕运遗址研究

太原隋代虞弘墓发掘

云冈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发掘

辑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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