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杀人犯 | 和陌生人说话

talktoher和陌生人说话 2018-02-12 13:18:26

你好,陌生人。我是陈晓楠。

我为你找找人间的故事,你也来说说人生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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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第116个陌生人说话

这是我们的第6期节目

本期节目时长16分钟

这是做得最忐忑的一期节目。

采访的时候心情复杂,播出的时候提心吊胆。

因为,我不确定,你是否愿意听一个杀人犯的自白。


王磊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无比详细的杀人细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的表情。


这是在19年之后。


现场的一切在他头脑中反复了几千遍,但细节再清晰,他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

"那一刻,是什么让自己变的如此残忍?”


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需要化名吗?他说,不用。需要遮挡面部吗?他说,不用。


“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变得如此残忍?”


这个问题我只问了一遍,而他,将继续问下去,再问自己千万遍,直到生命的终点。




凶犯回忆录

 | 罗洁琪


1998年,在他人的指使下,王磊杀害了台商王富净。法庭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情节、后果严重,论罪当诛。鉴于归案后坦白交待,有悔罪之意,可给予改造机会。王磊认为,自己虽然杀了人,却是被人蒙蔽毒害的。

 

王磊坐了17年的牢。出狱后,他要走忏悔之路,骑行万里去台湾,给被害人的家属道歉,为受害人守墓,并如实向世人讲述案情。他骑了很远的路,写了很多日记,后来停下了。

 

现在,他只想告别过去重新开始,过平淡的生活。


2017年7月的一个下午,广州郊区,王磊在接受采访。图片由作者拍摄。

1

 

1998年8月12日那天,王磊已经有预感。失眠了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了浓重的睡意,眼球干涩,眼皮沉重,可是又睡不着。他决定出门走走,就在深圳坪山镇外面的公路上,往龙岗的方向,他走了很远。心里惶恐不安,双腿就急促迈步子,停不下来,走了大概十多公里。天黑了,才回到屋里。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抓住四肢疲软之后的睡意。可是徒劳无用。像往常一样,他跪在床板上,对着白色的石灰墙壁祈祷,让死去的父母保佑他平安无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躺下来,仍然辗转反侧。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租屋外面有人喊他,是二哥的声音。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背后,想开门,又不敢。二哥又喊了两声,声音不大。他继续躲着听动静,不敢答应。

 

“你听,是不是没人?”二哥说。

“再叫。”有一个人小声地催促。

 

“真的是没人。”过了一会儿,他们好像要离开了。王磊想,也许二哥带着他的朋友来找他。门一开,几个警察马上冲进来,把他按在地上,戴上镣铐,举起枪口对着他。

 

王磊知道,这一刻躲不过。

 

半个月前,王磊和大哥一起坐火车从惠州回去河南正阳县的家乡。他要和女朋友亲口说分手。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县城。他又没睡着。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他起床出门,走到县城电影院旁边的广场,拨响女朋友家里的座机电话。半个小时之后,她骑着自行车过来。他接过自行车,慢慢往前推,她走在身旁,沿着县城外面的公路,走过一片宽阔的田野,进去一个小树林。

 

“咱们分手吧。不要等我了。我在外面处了新的女朋友,我要到那边了。”他用很坚定的语气把那句话说出来。她的神情很难过,但是也没哭出来。

 

和女朋友了结之后,他坐上一辆中巴汽车,从县城回家乡的小镇。以前,他很讨厌家乡,嫌它太贫穷,太落后。可是,那一次,他趴在玻璃窗上看一闪而过的风景,看得特别仔细,田地和低矮的房屋,都显得特别亲切。“只回这一次,永远回不来了,是生离死别。”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去了父母合葬的坟前。他坐在泥地里,哭诉了很久。他说,虽然杀了人,但是,不是主动干的,请求父母原谅他,保佑他平安无事。后来,有人经过,他就站起来了,不敢哭出声音了。

 

他还回去小时候的老房子转了一圈,一个破旧的土方房子。到了晚上,他仍然睡不着,脑袋昏昏沉沉的,就又跪在床板上对着墙壁祈祷。他想到苍天,想到死去的父母,还有家里的祖先,请他们保佑自己平安无事。他说,那种恐慌,是深入骨髓的。

 

第四天,他就离开了,坐火车回到惠州。他不想在亲人面前被抓,不想看到亲人伤心欲绝的样子。

 

 

2

 

十几年后,王磊写了3万字的回忆录,记录了一宗谋杀案的细节。

 

1998年7月12日的夜晚,台商陈荣标买凶杀死了与他一起经营金方典当行的另一名台商王富净。王富净的喉管被掐断,衣服被剥光,头朝下,被扔进凤凰山的水井里。凤凰山在宝安区福永镇,水井在半山腰公路的拐弯处。抛尸后,水井的盖子被挪回原位。他在垂死挣扎时,曾拼命地咬住吴文舜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深可见骨。在杀人的晚上,吴文舜是第一个动手的。

 

吴文舜是陈荣标找来的经理。他也是台湾人,背负巨债,急于用钱。陈荣标与王富净发生财务争执,遂出价15万元新台币,要吴文舜将其除掉。吴文舜还需要两个帮凶。陈荣标和他一直在物色。

 

1998年6月底,陈荣标和吴文舜到了一家所谓的部队公司挑选保安。王磊虽然已经退伍3年,仍然保持着军人强壮的体格,1.77米的个子,150多斤的体重,被一眼相中。同时被挑上的还有王磊的老乡袁勇7月1日,他们去了深圳市宝安区黄田东之星娱乐广场当保安。

 

7月3日,从台湾回来的陈荣标让王磊陪他坐车外出。途中,他慷慨地表示,过十多天给他和袁勇放半个月的假,再拿一两万元钱,让他们回家看看。陈荣标说:“我是一个干大事业的人,要想进入我的公司,必须接受我安排的一件小事的考验,这是我公司一直以来的规矩,目的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跟着我干大事业的能力。”

 

王磊回忆,当时他回答说,“只要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其它方面,我们可以接受考验。”话音刚落,陈荣标就脸色一沉,然后故作随意地“哈哈”几声,“当然,肯定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只不过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而已。”

 

7月6日下午,陈荣标第二次找王磊单独谈话。在门外无人的地方,陈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公司的保安经理,以后凡是公司保安方面的事,就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这几天你再招一些保安。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让袁勇做你的副手,让他做公司的保安队长或副经理。”7月10日,王磊袁勇从陈荣标处领取了520元,是10天的工资。在老家,他的月工资只有150元。

 

7月12日下午一点多,天气异常闷热,几乎没有一丝风。吴文舜把正在上班的袁勇叫回员工宿舍。约20分钟后,陈荣标开车把王磊带走。当天晚饭后,二人回到陈荣标在宝安区的住处,一个位于二楼的公寓。车驶入小区,陈荣标说,“晚上,我就在市内安排一件小事考验考验你,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干净漂亮”,停了他又接着说:“我相信你们完全有这个能力,绝对不会让我失望!”

 

“老板,是什么事?”王磊忍不住问。

“你不要问那么多,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 陈荣标厉声斥责。

 

上楼后,王磊看见吴文舜和袁勇在屋里看电视。陈荣标往卧室的方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用手指了指袁勇,神情严肃地说:“刚才我喝了酒,头很晕,要睡觉休息。今天晚上我就要安排一件小事考验考验你们俩,到时候你们俩就听吴经理的,吴经理让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就干什么。我相信这件小事你们会做得很干净利落。这件小事做好了以后,你们俩在公司就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如果做不好,明天一早你们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说完,他径直走进卧室。

 

在陈荣标说话的时候,吴文舜从旁边的冰箱取出两瓶易拉罐,是广东生产的“马蹄爽”。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陈荣标刚一走开,袁勇紧张地问王磊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王磊急切地反问。袁勇茫然地摇了摇头。

 

“你两个不要说话!坐下来看电视!喝饮料!”吴文舜听到交谈,厉声制止,同时把两瓶易拉罐分别递过去。随后,三个人在客厅里沉默地看电视,张和李喝完了饮料。

 

晚上七点多,楼下有一个男人用闽南话喊“阿标!阿标!”,吴文舜突然惊惶,手足无措,几次想站起来却终未站起。喊声在继续,吴文舜大步走向厨房阳台,谨慎地探身朝楼下看。随即转身回到客厅,来回踱步。很快,他定了定神,再次走到厨房阳台,用闽南语回应道:“上来吧,上来吧,阿标在家呢!”随即,转身回到客厅门口,一只手把住门锁,头紧挨着门,弯身侧耳,等着外面的动静。片刻,他似乎听到来人走近,在开门的刹那,吴文舜猛然回头,急促地对王磊袁勇说,“这个人,一上来,就搞掂他!” 说完,他迅速把门打开。

 

“走!离开这里!”王磊说,那一刻,他脑子里曾掠过逃跑的想法,可是,吴文舜的凶恶对他形成一种心理的强制。他像遭电击般从椅子上弹立起来,虽然心都要蹦出胸膛,可是什么都不敢说。

 

门打开,走进来一个人,40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态健硕,上身T恤衫,下身大短裤,脚穿拖鞋,模样敦厚朴实。他看见屋子里的人神情异常,顿时惊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吴文舜急忙走到王磊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没事,你们俩都坐下吧,坐下吧!”

 

吴文舜一安抚,王磊心中的惊恐和紧张消除了大半。他以为那就是考验他和袁勇“小事”。他不认识来客,案发后,他才知道这个人叫王富净。

 

吴文舜招呼王富净坐下来,两人用家乡话聊天。在客厅里,王磊懵懂地看着电视,也偶尔看一眼来人。脑海里一些隐约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殆尽,还有了一种异常的镇静。

 

20多分钟后,王起身告辞,一边走路,一边回头盯着紧跟身后的吴文舜,始终高度戒备。王离开房间后,吴文舜懊恼不已,焦躁万分,站在门口直跺脚,然后猛地回头,对王磊袁勇说:“走,一起下去送送客人!”

 

吴文舜跑着赶上王,努力挽留。王磊袁勇站立在楼道口外,距离他们十多米的地方。王磊说,十多年来,每当想起那个场景,就深切懊悔与自责。那是他和袁勇离开的最佳时机,可是,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就像木偶一样,站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说。王磊在心里想,“不会有事的,这不过是他们想考验我和袁勇的小事”。

 

吴文舜带着王富净再次上楼,经过王磊袁勇面前时,说:“走,上楼!”二人木然跟随。再次回到客厅,吴文舜让袁勇跟他走进了一个房间。

 

客厅里,王磊和王富净各自默默站着。王磊不敢看王,就盯着对面白色的墙壁。他曾想过用眼神,或者挥手示意对方赶紧离开,可又转念想到:“来人可能是陈荣标故意安排考验我和袁勇的人,如果真的示意,事后他一定会告诉陈荣标,那么我就完了”。

 

约两分钟后,袁勇从房间里出来,径直走到王磊面前,神情呆滞地说,“吴经理叫你进去。”说完,走到另一侧站立。

 

王磊推门走进房间,吴文舜赤裸着上身站在办公桌旁,头、脸和上身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突然抬起头,恶狠狠地说:“等一会儿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听到没有?”王磊惊呆了,机械地点了一下头说好。答完,吴文舜让他出去。

 

过了一会儿,吴文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脖子上挂了一条白色长浴巾,将手中的一个黄信封递给王富净。王迎上前接过信封,随口应付两句,就急于离开。这一次,他放松了警惕——在走向门口时不再回头盯防身后。在王富净用手握住门锁欲开门的刹那,他身后的吴文舜不动声色地用双手攥住浴巾,猛然套住他的脖子,迅速交叉,用力狠勒,并厉声疾呼:“你俩快上来帮忙!”话音刚落,王磊眼前倏忽闪过一个影子——那是袁勇冲上前去。来不及迟疑,王磊也冲了上去。他和袁勇各站一边,分别抓住吴文舜递过的长浴巾的两端,用尽全力拉拽。腾出手的吴文舜用一只手死死捂住王富净的口鼻;另一只手凶狠地掐住王的喉咙。

 

在垂死挣扎时,王拼命地咬住吴文舜右手食指,竭力反抗。后来,他艰难地爬到麻将桌下,两臂无力地垂放在腿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由于麻将桌低矮,他不得不低缩着脑袋,但眼睛仍然向上,看着三人。

 

王富净奄奄一息了,他的脸部因长时间的窒息呈现青灰褐色。他张开嘴,试图说话,但只能从喉咙内发出水管漏气般“咕噜咕噜”的声音,他的喉管已经被吴文舜掐断了。他在沉默中张着嘴,粗重地呼气,样子异常痛苦。王磊忘不了,王富净朝坐在一侧的吴文舜轻蔑地瞪了一眼,目光如利剑。然后,王又把眼睛投向他和袁勇,久久不眨眼。王磊说,“那是温和的目光,流露出无尽而深切的幽怨、无助与期盼”。

 

王磊后来认为,任何一个稍有一点良知的人看到那凄惨的样子,都会涌生怜悯之心。然而当时,他却鬼使神差地走上前,把麻将桌搬到一旁。“就是想在吴文舜面前表现积极一点,这样有利于自己今后在公司的发展”,王磊承认了自己那一刻的残忍和自私。

 

吴文舜突然站了起来。他走到客厅门后取下两根又细又长的电线,勒住王富净,再次喊:“来帮忙!”王磊袁勇不约而同地捡起地上的浴巾,走上前,用浴巾套在王富净的脖子上,再次用力拉拽浴巾的两端。吴文舜开始用皮鞋凶狠地踢王富净的头部,后来,王磊袁勇也加入。“咚——咚”,沉闷的声音回荡在客厅中。

 

 

3

 

当兵的时候,王磊就爱看军事方面的书,并坚持练习“庞中华硬笔书法”,他是部队树立的标兵。

 

王磊1990年3月入的伍,1991年11月,他就入了党,是全团第一批入党的新兵。参军前,他曾跟大哥学过理发。他两岁那年,母亲因黄疸型肝炎去世了。父亲在小镇开理发店,养大他、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兄弟仨都跟着父亲学理发。后来,大哥和二哥去了广东开发廊,他去大连参军。上世纪90年代,军队强调“军民鱼水情、学雷锋做好事”。他常去敬老院给老人理发、修鞋,去医院打扫卫生、照顾病人,而且把每个月21元的补贴省出15元给“五保户”买东西。1991年,《大连日报》和旅顺电台都报道了他的事迹,在部队的表彰大会上,他几乎每次都被点名。他说,那时候才18岁,年轻优秀、健康强壮、思想正派。从监狱出来后,他对军营里的岁月有了另外的看法,“在部队学雷锋把我学傻了。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995年退伍后,王磊回到家乡的公路局开装载机,一个月才领150元。女朋友总催他结婚,而他不甘心。他想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1998年,父亲去世后,他决定辞职,南下打工。走之前,他对女朋友说,半年后,如果仍然能接受她,两人就结婚。他欣赏有文化的人,可是,她连小学都没毕业。他虽然也只是高中毕业,不过毕竟看过一些书。

 

离开女友南下打工,王磊第一站就是去惠州当保安。大哥在那里开发廊,二哥做发型师,楼上的阁楼住了很多“小姐”。他刚到的时候,“小姐”们都坐在客厅,盯着他看,他不敢抬头,脸都红了。有“小姐”向大哥打趣,“老板,你弟弟,我一个月就搞定。”

——“他从来不乱来的。”

 

从小到大,大哥都护着他。虽然他当时已经25岁了,可是大哥认为他在部队呆了5年,没什么社会经验,容易被人骗。

 

1998年6月底,王磊在老乡崔永林的介绍下来到深圳,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个老乡,其中一个叫袁勇,曾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师。到了深圳,他们发现崔永林所谓的部队公司只不过是中介公司,他把老乡们骗过去,是为了300元的中介费。

 

当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几天后将发生的事情。

 

4

 

“把衣服脱光,蹲在那里!” 1998年8月13日晚上,王磊被押到看守所的监仓,管仓的老大命令他。看守所在深圳的郊区,酷夏的夜晚,天气特别热。王磊抬头看到三十多个人,因为长期不见太阳,脸色惨白,特别可怕。地上是一块大通铺,稍高的水泥台子是管仓的几个人睡的——他们是看守所的“老油条”,没宣判的囚犯,因狱警任命而上升为特权阶层。

 

王磊蹲下来了。旁边有人喊,“把衣服脱光!”他想,反正很热,而且都是男人,怕什么,于是脱得剩下一条内裤。

 

“再脱,脱光光!就停在那里,跳起来!”老大继续发话。

“我不跳。”

“这里是仓里的规矩。不跳,就挨打。”

“谁打,就上来吧。你们都上来吧。”

 

这样的局面,僵持了大概一两分钟。老大说,“算了,没事了。”

 

后来,同监室的一个河南老乡对王磊说,他进来七八个月了,没有一个新人敢不脱光跳的。

 

王磊在看守所总共呆了18个月左右。

 

1999年7月27日,台商王富净被谋杀案在深圳开庭时,王磊是唯一的被告。陈荣标、吴文舜和袁勇都逃跑了。深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王磊受他人指使,伙同他人使用暴力非法剥夺他人性命,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缓。王磊站在法庭上,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作案前,吴文舜给他和袁勇分别喝了一个易拉罐里面的饮料,饮料里有毒,让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是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可是,他不能提供证据。法庭认为,“辩解和辩护意见,均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200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杀人后,吴文舜获得15万元新台币,潜逃越南,后返回高雄向警方投案自首。陈荣标随后也被高雄市警方循线逮获。2000年3月20日,高雄市地方法院判处教唆行凶杀人犯陈荣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同案犯吴文舜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0年。在台湾判决作出之前,王磊在大陆已经走完二审程序,终审判决是无期徒刑。

 

但是,王磊看不到台湾的判决书。他的回忆录中写着:“我为何在罪大恶极、灭绝人性的杀人过程中表现出异常的镇定、麻木和凶残呢?“他认为在吴文舜的供词里,有他所相信的真相。

 

在他相信的真相里,王磊仍然是一个善良的人,只不过被人投毒蒙蔽,才残忍地杀人。在看守所里,其他囚犯知道他杀了人,参过军,而且刚进仓,身体还很强壮,心里都有点畏惧。后来,新人陆续进仓。老大只欺负那些瘦弱的、白白净净的、十几岁的年轻囚犯。有的新人为了得到管仓人的保护,为了吃到好的,就对他们言听计从,打饭,洗衣服,搓背,按摩,什么都做。有时候,王磊看到有两个人睡在了同一个被窝,就假装什么都看不到。在里面,乱说就挨打。

 

他乱说过一次。有个河南老乡,不小心拿错了一个管仓人的拖鞋。拖鞋又破又旧,老乡被斥骂得狗血淋头。王磊忍不住站起来说,“这种拖鞋,他不知道是你的,骂什么?”他认为那些管仓的囚犯狗仗人势,对上面摇头摆尾,对下面耀武扬威。那个人以为王磊要打他,就提前回击。王磊随便推了他一下。结果,仓里30多个人开始集体围攻他,包括戴着脚链的死刑犯。整个监仓乱套了,老乡在旁边大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王磊没死。他只是流了很多血。当兵的岁月,给他留了一副非常健壮的体格。他用毛巾擦了身,一拧,流下来的都是血。尽管被打得很惨,他的心理没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挨打不是为了自己,是帮老乡,有正义感;虽然自己当初是被蒙蔽的,但是,毕竟动手杀过人。这不是报应吗?

 

1999年9月25日,深圳市中级法院对王磊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故意杀人罪成立。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5

 

监狱在河北的渤海边上,可是住在楼上的犯人也看不见海,只能看到大片灰白色的盐田。一年四季,有春晒和秋晒。没有机器,全靠人力,劳动很繁重。长时间的太阳照射,都被晒成黑人,就像从非洲回来的一样。尽管如此,王磊还是很羡慕那些能在户外劳动的犯人,他们主要是十年以下的轻刑犯。

 

王磊不可以去盐田,他是无期徒刑,属于重刑犯。他的生活是两点一线,从监室去工厂,从工厂到监室,十分钟的路程。每个监室住16名犯人,一个大屋子有一两百人。清晨6点15分,值班的犯人就摁响铃声,叫人起床。十分钟内完成洗漱。警官过来点名,然后去一楼大厅,统一坐在小板凳上吃饭。早晨有花卷、馒头、面条。7点15分,早餐结束。7点半,大家开始走着去工厂上班。中午吃饭,有米饭,有菜,有面食。饭后休息一个小时,然后继续干活到下午7点半。遇到工厂赶任务,就要加班到夜里12点钟。监狱的生活单调得让人仿佛失去了记忆。

 

监狱工厂的劳动,也是单调的重复,不过,任务繁重。监狱会承接不同的生产任务,例如给圣诞树卷树叶和树枝、用缝纫机制作小老虎,给自行车的轮胎做包装,生产电路板、荧光灯和皮球等。王磊最不喜欢做小老虎,工序很细,很复杂,很难做,他认为脚踏缝纫机是女人的活。其实,无论干什么活,几乎每个犯人都会卖命地干,就像开车跑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劳动量能折算成牢绩,干一年的活,如果达标,就可以减刑一年。无期徒刑的囚犯,服刑两年后,表现好的话,也可以开始减刑。最终,至少服刑15年以上。

 

2000年3月,王磊离开看守所,被投进广东韶关的监狱,2005年5月,又随着“南犯北调”的专列火车,在武警持枪押解下,去了河北的某个监狱。

 

失去自由以后,人都会胡思乱想。今年7月,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凉茶铺,出狱后的王磊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做梦都想出去外面。总是回忆过去,只要有印象的,都想了起来。”进去以后,他才觉得原来的女朋友挺好的,虽然没文化,但是心好。如果不去广东打工,留在老家,他可能就结婚生子了。他还经常想起袁勇,尽管他在外面,可是逃亡生活更艰难。他说,“我几个月睡不着,他可能几年,十几年都睡不着。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王磊觉得,“我们俩都挺冤的,因为不是自愿的,只是被别人当成了杀人工具而已。”可是,法官认为,王磊受人指使,伙同他人使用暴力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而且,情节、后果严重,论罪当诛。鉴于归案后坦白交待,有悔罪之意,可给予改造机会。

 

他把人生转折点归结为崔永林骗他去深圳当保安。1999年,在法庭上听到宣判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以后出去,要找到崔永林,把他废了,搞残他”。除了崔永林,他还仇恨陈荣标、吴文舜,同时,也很自责。

 

“好像有个名人说过,仇恨是毒蛇,会蚕食你的身体和灵魂”,王磊觉得,从进去看守所开始,那样的毒蛇就进入了他的体内。从2002年开始,他严重失眠,肠道越来越紊乱,以至于一个月都无法排便。他常请监狱里的医生给他开泻药和开塞露,要得多了,医生不敢再给,怕肠道更糟糕。于是,他就蹲在厕所里,用手使劲地捶背部和腹部,刺激便意。他越来越用力,走廊都能听到“咚咚”响。有时候能排出来,硬硬的,像细棍一样。

 

后来,监狱的医生说,他的肠道紊乱是心理导致的,要学会调整心态。有时候,他觉得扛不住了,就去找管犯人的队长。一见队长,就忍不住哭,“干不了活了,受不了,崩溃了。要找刀片把肚子剖开了,肚子胀得难受”。从2003年开始,他受到监狱的特殊照顾,很少去工厂,辅助队长管理新来的犯人。

 

管理监狱的人害怕有精神疾病或者有心理障碍的犯人。很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犯人攻击狱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囚犯都在监舍里休息。在监狱的走廊,一个犯人坐在桌子旁边值班。突然,另一个犯人用盛汤的金属勺子从后面冲出来,砸向值班人的眼睛。王磊说,他没看到砸眼睛的过程,但是他看到行凶人被绳子绑在床上,后来,被打的犯人安了一个假的眼珠子。

 

回忆起往事,王磊说,失去了自由,很多人会熬不住漫长的牢狱,觉得生不如死。

 

1999年,在深圳的看守所,王磊也见过求死的人。那个人是激愤杀人,审判程序拖延了很久。他给某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写信,请求清查超期羁押的人,赶紧枪毙。有一天清晨五点多,他终于被拉出去了。他兴奋得很,大声地喊,“兄弟们再见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看守所的走廊很长,他一直喊,声音不断地回响。

 

在监狱里,总有各种绝处求生的挣扎。有的挣扎,是上岸,有的挣扎则是徒劳。在接受采访时,王磊看到我书包里的书《肖申克的救赎》。他说,在监狱里,他读过这本书,那是在美国的故事,在中国,你没法越狱。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的监狱,他都曾经见过犯人试图越狱,但是都没成功。

 

有一年,韶关的监狱要维修围墙,推翻旧墙,正在重建新墙,外面是一道铁丝网,日夜有武警站岗。白天,队长带着犯人去捡垃圾,搞卫生。一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的犯人,住在二楼,观察了地形,以为有机可趁。有一天夜里,他用门板撬开铁窗,跳了下去。虽然是半夜,可是仍然有月光,武警看到了人影。警报大作,监舍紧急集合,清点人数。那个人的下场是加刑。

 

在河北那个监狱的时候,也有个27岁的囚犯想越狱。他已经服刑8年,剩下1年就可能出去了。可是,他再熬不住了。某个初冬,10月份,北方的海水已经很冷。在盐田干活后,没有回监舍。武警出动,到处寻找。天没完全黑,他还没来得及跑,只是把身体泡在盐田里,露出一个脑袋。被发现的时候,浑身都冻成青紫色了,像冰棍一样。

 

王磊说,很难解释得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傻瓜。他从来没想过越狱。偶尔,监狱里会有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奇事。

 

2002年以前,广东省女子监狱也在韶关。男犯的车间和女犯的宿舍相隔四十米左右,都在四层。广东天气很热,女犯回到宿舍,洗澡后就不戴乳罩,赤裸上身。在车间干活的男犯,会悄悄停下手里的活,挤在窗口,摆摆手,打打招呼。有一天,几十女犯突然疯狂起来,在桌子上跳舞,晃动着身体,故意挑逗。男犯也失控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喊的声音越来越大。第二天,女犯的那栋楼就挂起了一整块的彩条塑料布,遮住了所有的门窗,严严实实的。

 

6

 

2005年5月,转到河北的某个监狱之后,王磊的肠道紊乱仍然没好转。后来,申请了监外就医,做了肠镜检查,医生建议他看心理医生。在治疗心理的过程中,王磊遇到了一名女狱警,也是他长达10年的心里辅导师。出狱后,王磊说,那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是想象里的东西,不过,不是爱情,只是在恰当的时刻,她以最恰当的方式走进了他的生命。

 

在监狱里,有一个网络教育中心,摆着十台电脑,自认为有心理障碍的犯人可以预约远程心理辅导。在约定的时间,犯人可以连线负责教育工作的女狱警,进行视频谈话。王磊也曾预约后,后来他姐姐感激监狱,送来锦旗。监狱为了宣传,决定在2005年底,安排王磊上监狱里的犯人访谈节目。女狱警刘欣是主持人,同时也是犯人的心理辅导师。在节目中,她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王磊说,很平常的问题,却让他深受触动。节目完了之后,她去看了他的宿舍,和他肩并肩地走在监狱里的路上。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写了很多文章,回到社会之后,访谈了很多刑满释放的犯人,写了一本书叫《千万不要走老路》。那本书在监狱里非常畅销。

 

往后的两个月,王磊睡不着,迷迷糊糊中,老想着出监后的人生,“四十多岁的人,能干什么?”他最后决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在监狱里,他看到很多服刑犯都没有忏悔之心。他认为自己是个杀人犯,坐过十七年的牢,踏上忏悔之旅,向受害人的家庭道歉,为受害人守墓,一定有意义。那时候,他心里有种悲壮的豪迈,“就算死在忏悔之旅上,我也无怨无悔”。可是,刘欣警官最初并不赞同他这个计划,认为他是沽名钓誉,想用这种办法走捷径。她说,“社会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可是,他痴迷上这个想法了。

 

退伍后,他很少用笔了。自从和刘欣警官谈话后,他很受鼓舞,他开始疯狂写日记,有时候一天就写一千五百字,记录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所看,所想。晚上,当其他犯人聊天,打牌、吹牛,赌足球的时候,他就在床上趴着写日记。有一次,王磊大哥带着读小学的侄女去探望他,孩子对他说,“爹爹,你老了,我养你。”王磊忍不住潸然泪下。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自己一事无成,就像一朵花,没灿烂过,就枯萎了“。他感觉挺悲凉的,用黑色签字笔写了两页。2015年出狱时,他的日记本已经有30本了。

 

监狱里有1000多个犯人,一般间隔2个月,才能预约一次心理辅导。很多犯人都喜欢挑选年轻的女狱警进行视频对话,回到宿舍,就公开谈话内容,常常是关于性的,以此取乐,宣泄着压抑的性欲。王磊说,在监狱里,唯一的乐趣就是性。很多犯人想办法让家人送来MP3、MP4或者手机,提前把色情录像下载好,然后塞进烧鸡的肚子里,送进监狱。夜里,他们就躲在被窝里,看得津津有味。

 

以前当兵时,王磊只爱看军事书,在刘欣的影响下,他渐渐地喜欢看名人传记和文学名著。王磊和其他犯人不一样,他从来都只约刘欣当心理辅导师。他信任她,而她也经常鼓励他。刘欣在监狱管理部门上班,没在监狱里面,有时候她会给王磊打电话,打到狱警办公室。他和她能聊一两个小时。王磊自认为是把心里所想,都掏出来和她说了。有些没说完的话,就写信了。那些年,他写了上百封信。他想尽办法找不同的狱警帮忙寄出去。

 

王磊和狱警的关系处得很好。在登记入狱的时候,他的漂亮字迹容易让人记住,区别于其他的犯人。而且,在监狱里,极少犯人会看书,写字。所以,狱警常常找他帮忙写工作记录、党支部生活的记录。更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办公室门口喊一嗓子,王磊过来理发!”他闻声而动,马上过去为他们服务。他把一张旧床单从中间撕开,露出一个洞,就成了理发的围裙。在办公室烧一盆水,让他们坐着低下头,就能洗头发。有时候,还帮他们把白头发染黑,因为都是一些老狱警找他,年轻的人,看不上他理的发型。理发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容易亲近,就开始家长里短地聊天。日积月累,他也就知道了很多狱警的私事,不过,他从来不和其他犯人传播。狱警对他特别信任。从2013年起,由于肠道功能紊乱以及和狱警的密切关系,他很少参加劳动,就帮他们写各种材料。不过,他也清楚,在警官心里,他还是犯人;在他的心里,他们仍然是警官。

 

只有刘欣,不顾忌别人的议论,不动声色地把这条边界变得模糊一点。她曾经来监狱探望过他两次,就在狱警办公室里。他和她面对面,立正着谈话,她穿着警服,而他穿着蓝色条纹的囚服,旁边有男狱警守着。她问了几句话,“身体怎么样,改造怎么样?”谈话大概只有十分钟。王磊说,她带来一种微妙的感觉,好像搭上了直升飞机一样。她不是我的亲人,却来看望我,而且还是女的,感觉很亲切。谈到她,王磊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头偏向一侧,“她说是办事,顺道过来,可是她给了我眼神的激励,一种希望,一种信心,一种气。”

 

他很感激她,在后来的信中,也为她写了很多的诗。那些诗,是对她的赞美,是可以公开的。他认为,一个服刑犯写赞美诗是对她工作的感激,要让她的领导看到。

 

2013年开始,王磊就预计自己的出监时间是2014年10月。2014年1月,健力宝原董事长张海假立功减刑的事情被曝光。司法部搞了一个整肃高墙内腐败的风暴,减刑的程序变得特别严格,很多犯人的出狱时间都延后了。在监狱里,越到后面,越难熬。王磊开始掉头发,整夜失眠。作为资深的心理辅导员,刘欣担心他得了“出监综合症”,在电话里耐心地疏导他。出监综合征的犯人,会异常焦灼,很多人会在床头挂个本子,从剩余365天开始倒计时,有些人变得易怒,爱攻击别人。另一方面,他们还会担心焦虑,害怕家人和社会都不能接纳自己。王磊就把注意力都转移到刘欣身上,给她写了更多的信,倾诉了各种煎熬。

 

凭借着想象中的亲近,王磊熬过了最后一年的狱中时光。


王磊的日记。他决定,出狱后,要做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图片由天祥关爱服务中心提供。


王磊在“忏悔之旅”的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梦想。图片由天祥关爱服务中心提供。


王磊的日记。图片由天祥关爱服务中心提供。


 

7

 

2015年4月2号,清晨五点多,天色昏暗,寒冷的海风刮来大雨,监狱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王磊要出来了,他的大哥在门口等着他。17年了,他终于换掉了蓝色条纹的囚服。

 

大哥召唤他赶紧上三轮车,添件厚衣服,一起坐火车回家。王磊拒绝了,他要走忏悔之路,徒步万里去台湾,给王富净的家属道歉,给王富净守墓。他认为,很多服刑人员从来不忏悔,不反思。所以,他想以此开创一个新时代,唤醒人性,净化社会,甚至要呼吁联合国设立一个“忏悔日”。

 

他听说,当一个人含冤临死的时候,往往TA会把灵魂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或某种东西上,以便有朝一日帮助TA完成心愿。对此,会有很多人认为这纯属“迷信”之言,不足置信,但他个人却有一种真切的感受——19年来,被害人王富净临死前的目光常常浮现在他的眼前和梦中。他从中领悟到的是”王富净让我向世人揭露作恶者陈荣标、吴文舜阴毒的嘴脸“。他认为王富净临死前把灵魂寄托在他的身上。

 

他发誓“决不辜负王富净的期盼——如实向世人讲述案情,并竭尽全力护送其灵魂回到生育和安息他的家乡“。他觉得如果不走这条忏悔之旅,整个人的焦灼情绪就找不到出口。

 

以前,在探视的时候,兄弟俩就讨论过,大哥认为找对象,结婚生子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去做傻事。大哥劝了很久,他毫不动摇,一意孤行地走在倾盆大雨里。他说,“大哥当场就哭了。”

 

走了十几公里,监狱的一个领导开车追上他。他已经浑身湿透。领导劝他,刚出来,还没回户籍地报到,没有身份证,沿途连旅馆都住不了。他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改变主意,次日和大哥先回家乡。

 

那天夜晚,他和大哥住进一家“路南旅馆”,躺在床上聊天。大哥每年来看他,都住那个旅馆,在监狱附近,十元一晚。“你还记得不,1998年咱们俩一起回了老家三天。下了火车,火车站的人拿着仪器在我们身上测,你很慌。那天晚上,咱两也睡同一个屋,我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死活不说。如果你说了,我就劝你投案了,争取个自首,或者让你早点走人。”王磊说,没想到大哥看得那么仔细,他自己早就忘了那个细节。

 

“我觉得自己就是傻逼,能唤醒谁呢?只能唤醒自己,”在接受采访时,王磊笑着自嘲,“不过,有点伟大的梦想,都是傻逼去实现的。”

 

出狱的那一天,王磊和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亲人和战友都毫无芥蒂地为他接风洗尘,只是街坊邻里很戒备他。而他认为,自己已经付出了17年,对于王富净的死,心里没有包袱了。

 

半年后,他重新回去河北,买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把徒步的计划改为骑行。10月22日,清晨6点钟,他在唐山监狱门口开始了骑行的第一步。他在头上扎了一块白布,写着“忏悔者”,自行车后面插了一根白旗子,写着“忏悔之旅”。一路上,他不用导航,也不用地图,就是靠问人,一路往南。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出发,在路上碰到小店就吃,下午六点多,就开始找住宿。出狱后,他很快就学会用微信,学会发朋友圈。他每天都写忏悔之旅的日记,也发在朋友圈上。

 

忏悔之旅是激情满怀的,他不感觉到累。沿途,他接受了很多报纸的采访。他说,当时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达到唤醒人性、净化社会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想,通过媒体的效应,拿到台湾陈荣标和吴文舜的口供。如果证明饮料有毒,就能帮助袁勇回家了,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路上,他曾感动过一些人,得到捐赠,有时候住旅店也不用钱。在河南的安阳,他住在一家十五元的旅馆里。里面一个房客是卖水果的小贩子,他也曾进过看守所。听了王磊的故事后,他流泪了,递给他五十元。王磊说,“这是小人物对小人物的悲悯之心”。可是,也有一个旅馆老板笑他傻,“走这条路干嘛?谁也感动不了,只能感动你自己。”当时,王磊反驳说,“人不能光为了钱,还要有更高的梦想。每个人经历不同,都有自己的理想。”

 

2016年1月,他骑行到达广州,本来想继续去厦门,从那里过去台湾。在忏悔之旅的途中,广州的天祥关爱服务中心联系过他。那是一个关爱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家属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支持他的忏悔之旅,不过告诉他,现在不可能联系到受害人家属,因为他是刑满释放的人,无法申请到台湾通行证。于是,他就想着暂时放弃,先工作一段时间再说。

 

他在广州的一个山庄里养过鸡,一个月领两三千元。后来他觉得在山里工作像坐牢一样。他想进城里,换一份工作,看看高楼大厦,看看人来人往。

 

2016年,通过朋友介绍,他进了某保险公司。由于刚从牢里出来,完全没有人脉,他就采用”扫档口“的办法,天天跑在各种市场,进去店铺推销保险。跑了半年,他只做成一笔大的保单,投保人是他自己。他买了某个医疗产品,一年的保费是11000元。他想,身体不好,万一有什么状况,以后有得赔。大哥是保单收益人,他想这样来报答17年来大哥对他的照顾。

 

2016年9月,他辞掉保险公司的工作,回了家乡。他和大哥聊了很久,都认为,要重新生活,不再提过去。有一个上午,他拿出洗脚用的不锈钢脸盆,把在监狱写的日记和关于杀人过程的回忆录一页页地撕掉,用打火机点燃。

 

一个月之后,他重新回到广州。现在,他在一个小吃店打工,每天在热得像蒸笼一样的小阁楼上切牛肉,还骑着三轮车送外卖,一个月工资是4500元。但是,老板娘每个月要扣400元,要做够半年才还他。前些天,王磊骗她说,他以前在深圳一个酒楼当保安,有人吃饭不给钱,他帮老板打了那个人,打成重伤,他坐了8年牢。老板娘顿时紧张,当天就问他要了身份证复印件。他相信,这么吓唬一下,以后老板娘不会拖欠他的工资。

 

他觉得现在中国到处的房价都太高,生活压力太大。今年年底,他就想回河南。大哥说,老家有很多离婚的女人,不愁找不到对象。可是,他不愿意回去那个小镇上,那里的人都知道他曾经杀过人。

 

在他的手机微信里,有一个狱友群,他不想再和那些人有来往,就很少和他们聊天。他怕人家再拉他做坏事。

 

今年7月,他把微信朋友圈里面所有涉及“忏悔之旅”的记录和照片都删掉了,再也看不出他曾经坐牢的痕迹。他说,“现在就想躲在一个角落,没人关注最好,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在骑行的路上,王磊坚持写日记。图片由天祥关爱服务中心提供。


2017年7月17日,王磊接受完采访,回去小吃店送外卖。图片由作者拍摄。

本文经“正午故事”(noon-story)授权刊发。

当事人王磊在接受《和陌生人说话》采访时表示,愿意完全公开身份和经历,本文遂将原文中的化名改为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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