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这场战斗中走出了三十一位开国将帅

闻言立说 2018-07-14 1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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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王征骅、蔡景楷、钱志林创作于一九七七年的油画《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中走出的

八位共和国元帅

纪念“八一”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与武汉的汪精卫分道扬镳,此即所谓“宁汉分裂”。四月,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武汉的国民党在七月决定“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7月下旬,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发动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然而,此时的张发奎已经与汪精卫走到一起,开始迫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由此迅速改变计划,指定周恩来等人前往江西发动起义。这便是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

        在这场起义中,走出了大批开国将帅,其中有八位元帅、四位开国大将、五位开国上将、八位开国中将和六位开国少将。一场战斗,诞生了如此众多的将帅,这在世界军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奇迹。

十位开国元帅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排序的由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二时,驻扎在南昌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第七十一团,突然向相邻的第五十七团发起猛攻。七十一团隶属于叶挺的二十四师,而五十七团则是隶属于国民革命第六军。尽管交战的双方都是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但是这场战斗却不是一般的内讧,而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次军事起义。

 
一九五五年授上将衔的萧克,在起义时是一名连长,隶属于七十一团二营,对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的战斗,他一直记忆犹新。萧克后来回忆说,他的部队负责解决驻扎在匡庐中学的五十七团一个营的对手,在营长廖快虎的带领下,二营的战士一下子冲进学校,对手撑不住,仓皇爬上了城墙,企图逃跑,可是在城墙上,他们遇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工人纠察队和警察,遭遇狙击后,五十七团那个营的士兵又退回原地,被二营团团包围。天快亮的时候,那个营宣布缴械投降……


当然,萧克所回忆的战斗只是南昌起义的一个局部。据历史记载,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了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部队控制了全城。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政权的先河,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八月一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二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纪念日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虽然南昌起义在军事上最终遭遇了失败,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它却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坐标。这场群英荟萃的暴动,不仅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也成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在一九五五年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八位与南昌起义紧密相连。其中: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刘伯承(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直接指挥了八月一日的起义作战;八月二日拂晓,在国民革命军没有任职的聂荣臻(时任中共中央前敌军委书记)策反敌军成功,带领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的近三个团并整编成一个师赶到南昌,参加起义,而林彪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八月十日,陈毅(时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从江西宜黄赶上了南下的起义部队;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作战,但也功不可没,起义发动前,他已秘密加入共产党,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及时传递重要情报,使贺龙、叶挺最终下定起义的决心;徐向前(时任第二方面军总部上尉参某)也没有直接参与南昌起义,但起义的爆发让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下定决心离开旧军队,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如果算上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被称为“未被授衔元帅”的叶挺以及大将以下的各级开国将领,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可以说,当年参加南昌武装起义的军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核心。因此,南昌起义成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摇篮。


在目前的历史记载中,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排序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关于排序,也有一段故事。建国初期,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还没有定论。一九五七年,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备处主任杜南应《解放军报》约稿,准备了一份《八一起义》二十一幅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稿。当时,稿件中起义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周恩来接到来稿后,连夜审阅、亲笔修改,并让朱德、贺龙、陈毅传阅。一向敦厚谦虚的朱德看后说,他的名字应该排在贺龙、叶挺之后,因为起义军部队主力是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他的人马主要做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另外,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致认为,刘伯承在起义中任参谋团参谋长,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的名字。于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排序,就这么定了下来。


南昌起义前夕的贺龙


贺龙:“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南昌起义部队来自多个方面,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叶挺独立团扩编后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是起义主力。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贺龙与叶挺分别率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进驻九江及其附近地区。当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这两支部队都群情激愤。


七月十七日,贺龙在第二十军军官大会上激动地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屠杀工农子弟,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七月二十三日,贺龙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谭平山向他透露了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希望他率领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此时并非共产党员,他对谭平山将如此重大的机密告诉他感到吃惊,同时也十分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任。贺龙当场表态:“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贺龙的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到南昌,二十九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军在南昌集结完毕。贺龙来到军部驻地中华圣公会以后,立即会见了领导和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方维夏、郭亮和朱蕴山等人。当有人谈到举行南昌起义,要设法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来参加时,贺龙说:“我们若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因为我们搞的是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武装暴动。这个事,张发奎是一定不愿意干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深得很呢!” 

七月二十八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他听了周恩来关于起义的基本计划后,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十分高兴,立即宣布:“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七月三十一日,贺龙列席了周恩来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八月一日凌晨起义,并具体研究了歼灭驻守南昌之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五十三团,共三千余人的部署。


当日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在传达前委决定以后,他说:“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今天要起义了,我们大家在一块儿都很久了,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贺龙宣布了全面控制、分割包围、重点突击、快速歼敌的作战方针与部署。 


七月三十一日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系着红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号是“山河统一”。贺龙和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作战。八月一日二时,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两百米。贺龙与刘伯承在石阶上指挥作战,流弹不时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他们从容不迫,指挥若定。南昌起义只用了四个小时,便将敌军三千余人全部歼灭。


八月一日晚七时,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人参加。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贺龙发表意见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但是,南下广东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下,中共中央在起义以前就决定了的方针,贺龙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八月二日,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三个军。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兼”字表明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同时又任代总指挥;“代”字是指在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未到之前由贺龙“代”任,以示对张发奎的争取等待之意。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张发奎根本无意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所以,贺龙虽然名为“代”总指挥,实际上就是总指挥。


第二方面军所属第九军,朱德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周逸群为该军第三师师长。全部起义军共有三个军十六个团又四个营,共两万余人。其中,第二十军兵力接近整个起义军的一半。 


南昌起义,举世震动。汪精卫随后发布了缉拿贺龙、叶挺的通令,又命令朱培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调集所部共约四个军进攻南昌起义军。


八月五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六日,起义部队全部撤离,先头部队抵达抚州。十九日,起义军到达广昌。二十二日,第20军为左纵队由广昌出发,四天后占领瑞金。 


八月末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相继讲话,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不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首次授衔,贺龙名列十大元帅第五位。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朱德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朱德:巧设“麻将局”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楼展厅内,有一组“朱德施计”的连环画,吸引着每一位参观者的目光:酒桌上杯盘狼藉,敌军官觥筹交错,酒兴正酣;麻将桌上,敌军官围坐一圈,玩兴正浓……这组连环画描述的是八一起义前夜,朱德为敌军几名团长摆的一场“鸿门宴”。起义取得胜利,这次宴请功不可没。


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德受中共委派来到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任团长,为共产党抓紧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与此同时,朱德还兼任国民党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六月初,迫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朱德果断决定让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提前结业,第三营学员则留下继续学习。不久,朱培德实行“清共”,教导团的党员大部分被遣散,朱德也被“礼送出南昌城”,出走武汉。


由于朱德对南昌比较熟悉,七月二十一日,他接受党的派遣,又秘密回到南昌,为起义提供情报,并利用他在滇军中的老关系作掩护,策划整个起义安排,领导军官教导团留下来的部分干部和学员准备参加起义。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里。他们早就是亲密战友,在德国留学期间,朱德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仔细地向他汇报了南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自己所做的工作,并把南昌市街道图和自己绘制的敌兵力分布图铺在桌上,周恩来看后称赞说:“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后来,周恩来称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朱德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租下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作为中共一些人员的大本营。


起义时间原本定在八月一日凌晨四时,但七月三十一日晚,二十军一师一团一个叫赵福生的营长叛变,把起义的行动泄露给了敌人。于是,前委立即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二时。


叛徒告密,敌人察觉,这一情况是怎么被及时发觉的呢?原来,这件事巧在朱德“宴请”敌团长上。


当晚,朱德执行了前敌委员会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请客”。此前,前敌委员会命令他在起义战斗打响前,设法牵制敌军两个主力团的团长。于是,朱德利用和滇军军官的旧谊,将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副团长蒋学文,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和一个副团长请到离他们驻地较远的一家饭馆里吃饭。


宴席上,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宾主间猜拳行令,越喝越有兴致。宴会从晚六时一直进行到九时。酒足饭饱后,朱德又请客人们在院子里打麻将,而此时此刻,在院子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


十时半左右,突然有个滇军军官跑进院子,报告说他已经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他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院子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朱德心里一紧,却面不改色,从容笑道:“在这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我们不必管它,来来来,接着玩麻将。”


安抚好四个敌团长,趁他们打麻将之机,朱德火速向起义总指挥部奔去。他向总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经泄露,敌人已有察觉,不能再等了,要赶快动手!”


前委根据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决定把起义发起时间提前到八月一日凌晨二时。由于朱德拖住了这几个军官,敌军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指挥,为起义军解除这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报告完毕后,朱德又火速赶回饭馆。趁敌团长不注意,他支走了他们的卫兵,让自己的卫兵悄悄收走了他们的枪支。


凌晨二时,南昌城内外突然枪声大作,几名敌团长惊恐万分,四下寻找自己的武器,被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生擒。


一九六一年春节,朱德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当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请教这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时,朱德微笑着说:“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当时前委起义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凝聚起八百余人的残余力量,为革命保留了光明火种。在一九五五年首次授衔的时候,朱德在十大元帅中位列第一。


一九二六年五月,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二月,出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


刘伯承:中共建军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这对于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周恩来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迫切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在一番思量后,周恩来选中了川中名将刘伯承。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刘伯承来到武汉。一安顿下来,他的住所门前就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昔日的故友、武汉的军政要人,乃至蒋介石、汪精卫的各路说客都纷至沓来。当年武汉《民国日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氏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氏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泸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


此间,周恩来也有所行动。他亲自邀请刘伯承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人前来商谈,听取大家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没过几日,刘伯承就接到赶赴南昌协助周恩来发动武装起义的通知。他坚决听从党的指示,准备即刻动身。不过,由于他此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如公然擅离职守,恐将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难以安全顺利地离开武汉。


为掩人耳目,刘伯承想出一个妙计。他在武汉《民国日报》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通过这一招,刘伯承避开了国民党众多耳目。在消息刊登当日,他搭乘江轮秘密离开武汉,并顺利到达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七月下旬,刘伯承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等群英齐聚南昌。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由于时间仓促,起义准备还不充分,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时间由二十八日推迟到三十日。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刘伯承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作战计划。对于贺龙,刘伯承并不陌生。早在四川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斗中,他就和时任混成旅旅长的贺龙并肩战斗过,两人相识已久。


二人详细分析了南昌城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情况,又仔细研究了南昌城区敌军兵力部署图。在一番周密计划后,作战部署很快就拟定出来了,刘伯承将计划呈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他让刘伯承将计划给叶挺,征求一下叶挺的意见。叶挺接过计划书,看得非常仔细,看完后立即将计划还给了刘伯承,一言未发。


刘伯承与叶挺是初次会面,彼此并不了解。刘伯承看到叶挺对计划书沉默不语,一时弄不懂他对作战计划到底持什么态度,因此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一听,笑着说:“噢,伯承同志,你还不熟悉叶挺同志,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表明他是赞成的了。”起义作战计划确定后,周恩来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作战任务。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南昌起义提前打响。至清晨六时,起义军已歼敌三千余人,占领南昌城,街头到处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气氛。九时,起义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刘伯承因在起义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周恩来及其他成员的充分肯定,被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因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的第一位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中央安排下,刘伯承前往莫斯科,开始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刘伯承在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后因成绩优异,提前进入全苏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校中国班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写下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这份报告长达一万二千字,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始末。


关于刘伯承对南昌起义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出结论。一九五七年,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修改《八一起义》说明稿时,特地在南昌起义领导人中添上了刘伯承的名字。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当他看到刘伯承当年工作过的军事参谋团办公室,深情地回忆道:“伯承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这些评价出自当年共同奋斗过的革命元戎口中,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刘伯承名列十大元帅第四位。


叶剑英曾是孙中山的护卫,还是黄埔军校的二十个筹建人之一。图为青年时期的叶剑英


叶剑英:三献妙计


南昌起义爆发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没有到南昌参加指挥作战,但在起义前后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十,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他九十年前三献妙计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一献妙计:请贺龙、叶挺部队迅速开往南昌】


一九二七年七月,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高涨的革命情绪,引起了汪精卫的注意。因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当时属于张发奎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汪精卫便与张发奎商量对策。张发奎说:“如果这两支部队没有了贺龙与叶挺,便群龙无首,彻底瓦解了。”他决定立即解除贺龙与叶挺的兵权。

七月下旬,汪精卫与张发奎计划在庐山举行反共军事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参加,并电令贺龙、叶挺所部集中在德安,妄图以此解除二人的兵权。


叶剑英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赶到九江。


在九江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向贺龙、叶挺和与中共党员廖乾吾、高语罕等人通报了汪精卫等人的阴谋。经过紧急商议,他们作出决定:一是贺龙、叶挺不上庐山开会;二是拒绝执行张发奎要求贺龙、叶挺部队开赴江西德安的命令;三是贺龙、叶挺迅速率部开赴南昌。这就是著名的“小船会议”。


会后,贺龙和叶挺到九江火车站,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运载叶挺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官兵先走,贺龙和第二十军部队后走,迅速开赴南昌,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中的两支主要力量。


【二献妙计:劝阻张发奎不追击起义军】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围攻。八月三日起,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南下。由于撤离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

    

为了维护起义军的安全、保护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张发奎同广东军阀李济深的矛盾,给张发奎献上一条“锦囊妙计”:劝说他不要追击起义军,让共产党去广东东江。叶剑英告诉张发奎,共产党去东江之后,广东军阀李济深就会调兵去打,这样张发奎可以趁机向广东进军,顺利回到广州。

    

张发奎采纳了这个意见。南昌起义部队因此得以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在赣南打开了南下的道路。虽然起义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屡受挫折,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最终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


【三献妙计:保存第4军教导团】

    

南昌起义后,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两千多人从武汉乘船东下,准备赶往南昌。但船一到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官教导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毛遂自荐当了教导团团长。这样既应付了张发奎,又使教导团大部分力量得以保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张发奎抽调主力迎战李济深,广州城内只剩不到七千兵力。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在广州发动起义,广州起义指挥部任命叶挺为起义军事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聂荣臻和林彪在日后曾长期合作。图为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中)和副师长聂荣臻(左)


林彪、聂荣臻:同出自二十五师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九的聂荣臻,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南昌城内,但他的工作却是这次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起义传递思想火种、组织起义兵力、输送后继力量,这是与南昌城内起义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大事。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并决定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几天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前敌军委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向中共党员传达中央的意图,让他们做好起义的准备。 


当时,九江驻扎着不少部队,各部队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就驻扎在那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驻扎在附近一带。为了尽早做好起义准备工作,聂荣臻等人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往九江。


七月二十日,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开了一个碰头会,聂荣臻也参加了会议。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还有几个中央委员也主张不等中央命令,马上就干。聂荣臻说:“不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并且恩来同志交代得很清楚,必须听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在此期间,聂荣臻还上庐山给苏联顾问鲍罗廷介绍了起义的准备情况,在九江专程通知了患肺病正在疗养的刘少奇。为了扩大起义力量,他多次去张发奎的一些部队做工作,其中去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最多。 


经传达后,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以及蔡廷锴的第十师,开始开往南昌。留在九江一带的部队,有第十二师和二十五师,后者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 


在给各部队传达大体完成的时候,周恩来来到九江。他要求聂荣臻设法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当时共产党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台又不可靠,为加强南昌起义后的联系,周恩来和聂荣臻约定,南昌起义一开始,就立刻发一列火车到九江马回岭,聂荣臻见到火车,就立即先把辎重装车运走,再将部队开往南昌。 


周恩来离开后,聂荣臻马上前往马回岭,做拉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工作。这个师共三个团,其中七十三团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当时的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七十四团团长不是自己人,拉他们起义没有把握;七十五团是新组建的,但一位副营长是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 


八月一日下午,南昌发来一列火车,聂荣臻迅速让周士第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七十五团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就以打野战的名义不带背包、行李和伙食担子,只拿武装弹药,离开了军营。七十四团重机枪连连长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团只拉出该连参加了起义。 


然而,在七十五团行动到一半的时候,张发奎发现部队异动,立即乘火车赶来命令停止行动。聂荣臻见他带来的人不多,便叫一位排长向他喊话,让他开车离开这里。张发奎不听,这位排长就命令部队朝空中放了一排枪,吓得他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跳下火车,落荒而逃。 


就这样,聂荣臻和周士第分别带着七十五团和七十三团向南昌开进。当抵达南昌城下之时,已是八月二日天亮时分。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后,周恩来十分高兴,说了五个字:“行动很成功!”


开往南昌的这支部队中,除了聂荣臻之外,还走出了一位最年轻的开国元帅。开往南昌途中,七十三团三营七连在德安和兄弟部队一起,与前来阻挠的张发奎卫队营激战两小时,取得完胜。立下战功的七连连长,当时年仅二十岁,后来在开国元帅中排名第三,他就是林彪。


抗战时期,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人员在皖南合影。右一为陈毅,右四为粟裕,右六为叶挺


陈毅、徐向前:赶上了南昌起义的尾声


开国元帅中排名第六的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帅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当时信息不畅通,陈毅没来得及参加南昌起义,但在起义部队撤退阶段追上了队伍,并为部队继续转移做了很多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当天,陈毅在武汉,公开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上是该团中共党团的负责人。


八月二日,教导团两千多人分乘一艘大客轮和多艘小火轮,以及它们所拖引的数十条大小木船,离开武昌顺流东下。当时教导团显然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陈毅虽是中共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陈毅只听说党对教导团这次“东征”的大致意向:趁东行之便,开到江西九江、南昌一带,尽量保存革命骨干,相机参加武装起义。但南昌起义的消息,他在出发前全不知晓。


八月四日,船到九江,江岸已武装戒严。第二方面军的人乘数艘小艇向分散在江面上的各船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此时部队分散在毫无防御设备的民船上,无法进行战斗通讯联络,团长、参谋长以及陈毅都无抵抗的良策,也无法指挥,只能上岸见机行事。


集合完毕,张发奎亲自来解释说,要大家放下武器是事出无奈,贺龙、叶挺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点儿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他说他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贺龙、叶挺走的人,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的,他带去广州。最后他下令分别站队,结果没有人站到共产党一边,因为大家早就看出他的阴谋,决定先隐蔽起来再待机而动。


陈毅在当晚召集共产党干部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情况已趋明朗:南昌已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贺龙、叶挺掌握了好几个师,张发奎走向反动,但还不愿丢掉革命招牌。大家研究决定: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去找贺龙、叶挺部队,一是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最终,大约有两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支部。


八月六日,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赶到南昌,起义军已无踪影,仔细打听,才知道他们已去抚州方向。两人决意追赶,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


当时起义军后面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也有其他部队。赣东一支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贺龙、叶挺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便派陈毅带着肖劲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造工作。但他们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开走,追兵已进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避而不见。陈毅、肖劲出城时被哨兵抓住。幸亏陈毅说动哨兵,才得以脱险。


八月十日,他们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后,分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他亦从此开始了革命军事征程。


与陈毅的情况相似,开国元帅中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也是受到南昌起义的鼓舞主动加入到革命队伍的。


南昌起义时,徐向前入党才三个月,在第二方面军总部担任上尉参谋。第二方面军中许多部队参加了起义,但总部没有,徐向前也未接到任何要他参加起义的通知。当时,总部党员之间互不联系。


八月二日下午,张发奎突然召开紧急会议。他带着四名卫士来到会议室,人未落座,目光便扫向会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不低,冷冷地说:“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本人今晚只宣布‘CP分子’(即共产党),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后不再负责!”说罢,走出了会议厅。


军官们表面上很安静,陆续走出会议厅,实际上许多人心中无法平静。第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很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徐向前完全明白,张发奎这是在向共产党人下“逐客令”。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九江第二方面军,来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虽未能参加南昌起义,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下决心离开旧军队,搞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


十位开国大将


八百将士成燎原火种


南昌起义不仅为新中国带来了八位开国元帅,从中走出的开国大将以下将领更可谓群星闪耀。


其中开国大将有四位,他们是:陈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英勇负伤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粟裕(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班长,后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张云逸(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秘密掩护和支持二十五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许光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加入南昌起义部队后,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排长、代连长)。


开国上将有五位,他们是:周士第(与聂荣臻率二十五师三个团起义后任起义军二十五师师长,这是南昌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陈毅、许光达、王尔琢都系该部队下属军官)、萧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连长,后领导宜章农民暴动上井冈山)、赵尔陆(时任第二十军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战士,随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后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陈奇涵(时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杨至成(时任第二十军三师六团六连连长)。  


此外,还有唐天际(时任第二十军特务连副连长)、赵镕(时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员)和聂鹤亭(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六连排长)等八位开国中将以及袁也烈(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李逸民(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队党代表)和张树才(时任第二十军军官教导团特务连勤务兵)等六位开国少将。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进入广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初在梅州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则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主力后路。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的起义部队损兵过半,只有八百余人,而且四面受敌,思想上和组织上也相当混乱。而此时,部队还经常受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时近冬天,官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们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员得不到治疗;枪支弹药也得不到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在内,不少纷纷离队,有的甚至不辞而别。


因此,在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陈毅后来分析说,朱德讲出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胜;第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这八百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朱德的信仰最终发展成为支撑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力量。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当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排列十大元帅第三位的林彪,排列十大元帅第六位的陈毅,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以及多位上将、中将、少将,一九二七年十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余人的队伍里面。


从这支了不起的队伍里产生了那么多开国将帅就知道,天心圩整编的八百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赞美它都不过分。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书评论道,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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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立

职业编辑、专栏作家、诗人

生于一九八二,原籍湖北英山。浪迹报刊界十余年,编刊五六种,一半没了,一半还在;开专栏两个,一半受捧,一半挨骂;写诗两百首,一半留着,一半扔了;出版诗集一本,一半卖了,一半还堆在床底……现任湖北省文联旗下今古传奇传媒集团《今古传奇·人物》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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