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回造纸厂的人和事

隆回人网 2018-01-11 21:51:17



最近一次去隆回造纸厂是在2010年8月7日。那天,我坐小车从老家七江前往六都寨,在镇中心一个右拐弯车子就上了狮子街,街的端头就是隆回造纸厂的原址,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湖南湘丰特纸有限公司的地盘。


小车在狮子街上不急不慢地行驶,我睁大眼睛找寻着街道两边的一切,但又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找寻什么,我只是觉得,这里应该有属于我的记忆。现在的狮子街和我记忆中的已经大不相同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国有企业隆回造纸厂的黄金时期,当时的我,一到周末就喜欢去造纸厂度假,那时一上狮子街就觉得好宽阔、干净,而如今,也许是看多了长沙宽敞的五一路、芙蓉路,总觉得狮子街相比以前窄了好多,再加上马路被当地农家占用来堆沙子、晒东西,原本不宽的道路显得更窄了。街上人烟稀少,加之旁边那破烂粮站的衬托,这里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热闹了。


那点昨日的辉煌

包括爸爸在内,我们一家共有三个人在造纸厂工作,我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隆回造纸厂的子弟,但由于从小和母亲生活在乡里,所以我不是造纸厂的常住子弟,只能算是人们口中所谓的“半边户”。正因为如此,和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子弟相比,我对造纸厂的情感又多了一份“有距离的美感”。


记不清第一次去造纸厂是什么时候,只记得那里有很多很多比农村更高级的东西。造纸厂食堂的米饭,是蒸成方块状的,和锅里煮出来的米饭形状上大不相同,但我总觉得造纸厂的米饭更香甜,也就是那时候,我对一两米饭有了概念,那就是食堂的师傅盛给你一个四方四正的小饭块。食堂里每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会供应包子,那里的包子又大又好吃,里面的馅丰富而可口,外面小摊小贩卖的包子与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下午能在食堂吃上一个包子,我都觉得人世间又要美好许多,所以,一旦食堂开始卖包子,我经常是第一个到场的。食堂旁边,还有所谓的小卖部,一到夏天,小卖部就开始卖冰棍,都说市场上的冰棍都是糖精做的,吃了对人不好,可是小卖部的冰棍,放的却全部是砂糖,吃起来没有任何糖精的感觉,真的好甜好甜。高峰时期,买冰棍是要排队的,很多厂矿子弟都是拿着保温瓶来买冰棍,一买就是十几个。卖冰棒的是当时纸厂党委书记王云沛的老婆,一个和蔼的阿姨,由于爸爸和党委书记关系很好,所以她也认识我,对我非常友好,每次去买冰棒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因此而更加愉快。外人都说,这些可口的食品,都是造纸厂在变相给员工发福利,吃冰棒都不要钱,凭的是工会发放的冰棒票。当然,冰棒票每个月都是有限制的,好在爸爸年纪大了,对吃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几乎所有的冰棒票都成了我的囊中之物。要是哪个月的冰棒票不够用,我就去哥哥房子里拿,反正造纸厂里亲戚多,冰棒票也有的是。


说了食堂,我还想说说澡堂。有人说,造纸厂的澡堂是隆回最舒服的澡堂,我看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对于在农村澡盆里洗澡长大的我来说,冬天的时候能够到造纸厂澡堂洗个澡,那真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妙。造纸厂的澡堂,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单间服务,每个龙头出水量都很大,水温也可以自由调控,尤其是冬天,长时间没有洗过澡的我年关前总要去那里好好洗个彻底,以迎接新年的到来。若干年后,我碰到一些当时在老二中读书的校友,他们说起六都寨,说起造纸厂,首先说到的就是那里洗澡舒服,作为学生,当时能够去那里洗个澡真的是一种奢侈。作为过来人,我当然能够想象他们的那种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我在花门的隆回二中读书时,不是也很羡慕那些经常有机会去隆回氮肥厂洗澡的同学么?隆回氮肥厂的澡堂,我也去过一次,相对隆回二中用两个桶提水洗澡来说,氮肥厂的澡堂足以让人感觉上了天堂,但要是和造纸厂的澡堂去对比,那我只能说,氮肥厂的澡堂还是要略逊“风骚”。


厂里的重大活动都是在礼堂进行的,那个礼堂真的好大,足够容纳五六百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还不普及,纸厂职工及其家属要看电视的话就会在礼堂集中观看。两台大屏幕电视机,每台播放不同的频道,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观看,要是碰到不太好看的电视,整个大礼堂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在那里相互追逐,捉迷藏,真的好不热闹。不过,可苦了在里面看电视的那些大人,我们的嬉闹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可是他们也只能做吹胡子瞪眼状,拿我们毫无办法。也就是在大礼堂里,我得以和厂矿里的子弟有个亲密接触,并认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友谊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对礼堂的好感少了几分,那是厂里有次出了安全事故,一名职工在事故中死去了,追掉会在礼堂进行,当时我正在那里玩,听着哀乐,看着停在主席台上的尸体,我突然对礼堂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虽然后来我还是经常去礼堂看电视,但我每次都会想到那里面停过尸体,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


相比农村茅厕和学校的公厕来说,造纸厂的厕所也要高级数十倍,走进去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恶心。厕所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墙壁上那些令人喷饭的打油诗,看了真是让人大快人心。也不晓得具体是哪天了,只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去上厕所,突然发现厕所里面的墙壁上写满了一些打油诗,我现在还记得一首这样的诗:“一个黄昏的早晨,一位年轻的老人,骑着乌黑的白马……”看完这些打油诗,我还嫌不过瘾,一个蹲位一个蹲位去查看,看完之后就发出哈哈大笑,笑声久久回荡在空荡在厕所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打油诗,对于一个尚未见过多大世面的农村少年来说,也算是大看西洋镜了。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在自己小学的幼儿园看到过任何娱乐设施。造纸厂幼儿园可供玩乐的项目非常丰富,让我羡慕不已。在那里既可乘坐旋转转盘,也可以荡秋千,还有跷跷板和小滑梯。我去造纸厂幼儿园的时候,已经是个七八岁的“老同志”了,幼儿园的那些项目大多已经不适合我了,尤其是第一次乘坐转盘时被旋得晕头转向,就差没有吐出来了,这导致我到现在都不敢再去坐旋转转盘。尽管这样,每次去造纸厂的时候,我还是经常会去幼儿园看看,或者荡荡秋千,或者坐坐跷跷板,也希望能在那里多认识几个朋友。


1990年9月,我去了隆回二中上初中,在这个崭新的平台上,我认识了更多的造纸厂子弟,和我同班的就有宁谨(现为隆回二中体育教师)、刘鹏(现为群贤小学教师),比我高几届的有胡少涛(现在六灌局)、陈红波(现在上海)、戴志平(现在长沙)、陈爱国(现在长沙某房产公司),还有高中147班一个漂亮的姐姐,由于他们是造纸厂的,我看到他们觉得非常亲切,无形之中很有好感,他们中有的人到现在都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成为永远的朋友。由于隆回二中是从六都寨搬迁到花门的,所以造纸厂和二中两个单位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在花门读书时,造纸厂并没有因为距离变远就忘记了自己的子弟。每次放假,造纸厂的豪华客车都会来二中接回自己的子弟,我们坐上自己单位的车子回家去,引得了同学们羡慕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客车都很破烂,但造纸厂却有自己的豪华客车,我基本可以断定,那辆车绝对也是隆回县当时最豪华的客车。怪不得当时有人评论,豪华客车是隆回造纸厂财大气粗的标志。


说到豪华大巴,还要说说造纸厂的那台桑塔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造纸厂买回一台带空调的桑塔纳小车,据说那是当时隆回最高级的一台小车。也许在今天桑塔纳早已不是什么好车,但那时县长也只能坐吉普车,造纸厂却竟然还有带空调的桑塔纳,让人不得不唏嘘不已。当时开小车的是王文义叔叔,整个纸厂几十个司机里面就他的地位最高,他常常跟领导前往长沙出差,住的宾馆都是当时长沙最高级的湘江宾馆,那里每间房子都带有空调。有次我和爸爸去湘江宾馆的时候也乘机享受了一把空调,凉风习习,真的觉得好舒服,比起我爸爸长期居住的湖南旅社326号房间真的是天壤之别,第一次吹可调的感觉就那样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可惜享受了半个小时左右后又得回湖南旅社去过那种吹风扇的日子,在长沙的夏日里,没有空调的日子大家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会问,那时造纸厂这样红火,那纸厂的职工待遇肯定很不错吧?我到现在也无法说出职工们的具体待遇,但那时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在造纸厂工作、吃国家粮是非常有地位的。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我一个堂哥是1965年出生的,在造纸厂的车间上班,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他的黄金年龄,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非常多,好多女孩子都想嫁给他,他挑花了眼,一直挑到2004年造纸厂被收购都还没有挑到满意的。其实不止他,还有很多和他一个年龄层次的男士都是未婚女青年青睐的香饽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爸爸的故事,有次我和爸爸一起从六都寨搭车前往老家建华,在那个客车供不应求的年代,由于天色已晚,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回家了,我们只好在六都寨车站碰碰运气,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车,但是由于要上去的人太多,爸爸带着我根本挤不上去。无奈之下,爸爸只好跟司机说好话,让司机允许我们从驾驶室进去。司机起初根本不买账,后来我爸爸说他是造纸厂的干部,他竟然同意了,我们也顺利坐车回到了老家。


那些传说中的人物

造纸厂虽然只是家乡隆回的一个弹丸之地,但却也是一方人才辈出的园地。无论是读书升学还是从政任教,厂里的子弟中涌现出了一批在老乡圈子里可圈可点的人物,他们中有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张建秋教授,留学新加坡、加拿大的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邓君(女),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张敏,在老乡中人气极旺的双胞胎兄弟幸勇(现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和幸勤(现郴州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树立隆回女生挺进北大的标杆性人物江萍,她和江飙(曾就读于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现任职于建设银行总行)、江涛(中医学博士)三姐弟是当时隆回二中读书的标兵,文革后造纸厂第一个女大学生、1988年高考隆回二中应届文科第一名的张胜(现任职于省电力公司),湖南大学硕士毕业的李鹏(现任职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1998年隆回县文科状元黄伟(现任职于新华社)都是造纸厂的知名子弟,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80后子弟,据说在部队里早已是团级干部了。


造纸厂的员工和子弟,虽然有很深接触的人并不多,但有很多人尽管和我认识的年代已远,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经典造型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不妨讲几个出来和大家分享下。


孙传尤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他时,他已经40多岁了,戴一副近视眼镜,头发花白,声如洪钟,我喊他孙叔叔。孙叔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海鸥照相机,他用相机在长沙的烈士公园、湘江一桥为我拍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我现在一直还记得在湘江一桥和爸爸的那张合影,烈日炎炎下,孙叔叔要求我们对着阳光拍摄并且不能眯眼睛,但长沙夏日的太阳实在太毒辣了,结果洗出来的照片我还是眯着眼睛的,成为那张照片的一大遗憾。在长沙烈士公园的那架战斗机(现已移走)上面,孙叔叔也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飞机,所以一直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个年代能够拍张彩色照片,更何况在长沙和飞机一起合影,那也算是农村孩子的一份令人羡慕的荣耀了。对于孙叔叔,我有时也有点敬而远之,那是因为造纸厂的人当时给我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孙叔叔知道我这个外号后,经常说要脱下我的裤子来看看,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不太喜穿那时流行的西装短裤,就是怕他们脱我的裤子。孙叔叔摄影技术高超,照片的曝光度把握得非常好,这是让我非常羡慕的地方,我在初中二年级就开始研究摄影,摆弄照相机,这自然离不开孙叔叔潜移默化的影响。长大后,我去造纸厂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每次从纸厂出来,快到六都寨街上的时候,我一般会往右拐进一个小胡同,跨过一座小桥,创造机会路过孙叔叔的家,期待能够看看他。每次遇到造纸厂年龄大一点的员工,我都会问起孙叔叔,从他们那里我得知孙叔叔有一个叫“尤老爷”的外号,我今天有个叫邦老爷的网名,看来我和孙叔叔还真有不少类似的地方。更令人称奇的是,我知道孙叔叔也是一个彻底的素食主义者,这和我也是很类似的。后来,在长沙碰到老乡圈子中的名人刘启后(老后)老师,我竟然从老后嘴中得知孙叔叔和老后竟然是亲兄弟,真让我感觉世界太小,不过两人高超的摄影技艺却让我不能不把他们联想在一起,还真的有点像是亲兄弟。


张建秋 他和张敏属于文革后纸厂子弟中的第一批大学生,大约是1980年左右考的大学。张建秋小名秋伢子,据说他小时候读书时曾经不听话,被父亲痛打几顿后,开窍了,发狠读书考入名校,让厂里的后辈子弟好生羡慕。后来纸厂父辈们打自己孩子的时候,据说都下手下得狠,就是拿了张建秋做范例的,不打不成才嘛。张建秋这个名字很多老乡可能都晓得,他是隆回走出去的一个知名学者,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并在国外攻读博士后,成果斐然,如今他已是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我想张教授在隆回的知名,主要还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时打下的基础,那时他经常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回湖南招生,凡是隆回的生源,他都是优先考虑的。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认识张教授的,可是那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当年暑假,正好张教授来长沙招生,那时大凡造纸厂的员工和子弟来长沙,都会来我爸爸的驻地——湖南旅社326号房间玩一玩,从遥远北国回来的张教授也不例外,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迄今唯一的一次见面。年纪轻轻就担当名校招生重任的张教授显然自我感觉非常不错,他掏出几十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通知书,得意地对我说:“好好学习,只要我在这上面填上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啦!”但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对于张教授的好意并不领情,就回应了一句:“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才不稀罕呢,我以后要读文科。”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张教授被我气晕了。那次,酷爱地理的我缠着要和张教授比试地理知识,我们两个比赛数中国的地级市,每人数一个,我虽然地理知识较好,但肯定不是走南闯北的张教授的对手,我一旦数错一个或者认为他数得不对时,张教授就会用那句经典的话来骂我:“你是一桶粪呀!”


邹柏兰 熟悉造纸厂历史的人都知道邹柏兰这个名字,她是造纸厂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女厂长,据说如今退休后居住在造纸厂的家属楼里。其实和邹柏兰阿姨打过的交道非常少,唯一的一次是那次一起坐纸厂的丰田面包车去长沙。又要去长沙玩了,我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何况还是坐空调车去长沙,平时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一般都是坐解放牌或者东风牌大货车去的长沙,热得难受。那次去长沙并不顺利,刚出六都寨车子就被堵在了六都寨和丁山之间的一块洼地里,因为刚下过雨,洼地全部被水淹没了,前面的车子根本趟不过那水面,我们的面包车自然也过不去,就在众人积极想办法的时候,坐在丰田车前排的一个卷发女士开始指挥起来,看那样子说话很有力度。我想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还坐在前排,唧唧歪歪地说了这么多,难道是什么大官?后来才知道这是纸厂的一把手,肃然起敬。


胡平波 胡平波在造纸厂当一把手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了,那时纸厂驻长沙办事处已经搬迁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招待所301房,由于房间安装了空调,条件要远远好于湖南旅社,所以在潇影招待所我总能看到一些造纸厂的大人物。应该来说,我很早的时候就认识胡平波了,但真正印象深刻的是我一次大学放寒假回来,哥哥向我介绍说这是纸厂的胡厂长,我那时少不更事,连忙问,是不是副厂长呀?因为我不相信那么年轻的人也能当厂长,在我的印象中,厂长应该是邹柏兰、王云沛那样年龄的人来当的。没有办法,我的思维依然停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胡平波当时年轻、自信、幽默感十足,他对人物的鼻子描绘得很透彻,他说人的鼻子是体现人物个性的地方,有的人是鹰钩鼻,有的人是塌鼻子,有的人则是蒜头鼻,他则自我描绘说自己是个“狮子鼻”,“狮子鼻”这个概念提出来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更好笑的是,他竟然说有的人鼻子就是长在脸上表示一个意思,表示自己有个鼻子。这又引得我们笑倒一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人的鼻子研究得这么透彻。世事沧桑,物非人也变,我还不晓得何时再有当时隆回造纸厂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


幸勤、幸勇 这是造纸厂一对有名的双胞胎兄弟,也是隆回非常有名的一对双胞胎组合。据说打小就听话、帅气、学习好、能力强,一直是纸厂很多为人父母的职工最欣赏的小孩。幸勤我不是很了解,听说现在担任郴州市烟草局的副局长。我对幸勇的了解要多很多,知道他1983年-1986年在隆回二中求学时就曾担任学生会主席,是那个年代学校的名人。后来他担任六都寨镇党委书记,成为隆回政坛的名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09年通过乡镇党委书记直升省直机关副处级干部的选拔考试进入省教育厅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又一次给造纸厂子弟争了光。幸主任来教育厅后正好和我在一个系统,第一次和我正式见面的时候是在长沙今朝大酒店吃饭,一看到我就对我说:“虽然我们以前未曾见过,但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谁的儿子,我们的父辈以前在一起就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造纸厂的子弟。”造纸厂的子弟,这是多么温馨的字眼,真的希望我们造纸厂的子弟在外在内都能相互团结、相互关心,再续父辈们当时那种温暖大家庭式的情感。


那场转型的阵痛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向纵深推进,隆回造纸厂也于2004年迎来了民营资本的注入,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名称也被湖南湘丰特纸有限公司所取代,纸厂职工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或者被买断自谋出路,或者继续留在原地上班。可以想见,延续了将近50年的隆回第一大厂说垮就垮了,对于成百上千的职工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特别是一些35岁-50岁之间的职工,正处于一种年轻不再、退休不成、就业不得的尴尬境地,对于他们来说,那段日子面临多大的人生压力,我无法想象。但我却可以想象,一个35岁以上的人,如果要去长沙的人才市场找份工作,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乐观的事情,更何况一直以来在国有体制下过安逸日子的纸厂同胞,他们大多数学历不高,技能单一,年龄偏大,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他们能行么?自工作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六都寨或者桃洪镇,而就在他们满以为可以稳定的时候,又要不得不背起行囊,离家背井走上二次创业的道路。对于大多数纸厂同胞来说,恐怕只有“辛酸”两个字是对这一转折最贴切的形容词。


路要自己走,生活还得继续,一家老小还得生存。造纸厂的同胞于是满怀创业梦想,揣着不多的积累,上北京,下广东,布子长沙,挺进西南……放开手脚开始了人生中的二次创业。2004年-2005年期间,我遇到了很多自谋职业的造纸厂职工,他们有的拿起一瓶“开口笑”喝个酩酊大醉就踏上了西去淘金的列车;有的死死缠住那个正在长沙住院的所谓生命中的贵人;有的面对即将到来的转折束手无策,只得天天上网打发无聊的时光;有的陪着儿女在长沙看房子准备买房颐养天年,稍微年轻一点则走上了考研深造的道路,也有的认为造纸厂改制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天天奔走于政府部门上访告状……昔日的企业主人从云端跌入谷底,当年的职场香饽饽到一下子涌入失业大军,这一幕幕让人无奈的场景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背后的一个个典型镜头。其实,这样的故事不只是在隆回上演,也在全国许许多多的城市上演着,只不过定格在纸厂同胞身上的这些镜头让我觉得更直观、更具震撼力。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从2004年到今天,一晃11年的时光过去了,造纸厂的同胞中如今已分散在大江南北开始了艰辛的探索,11年的时间也许并不短暂,但对于大多数纸厂同胞来说,只能算是一个新的开始。可喜的是,创业队伍里面早已有人小荷初露,虽然尚不足以造就大规模的富豪群体,却星星点点地涌现出了一些时代的弄潮儿。勤劳勇敢的造纸厂同胞正用智慧和双手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书写新的奋斗篇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国有企业出来的照样也能干得好”这一战斗宣言,并向自己的父母妻儿,向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隆回造纸厂的日子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想如果不是父亲在隆回造纸厂驻长沙办事处工作,我就没有机会在1984年-1994年期间9次去长沙度暑假,也就没有机会深入了解长沙并喜欢上这座城市。2001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选择长沙,也许我就会留在北方或者到广东工作去了。那么,我的人生之路恐怕会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作者简介:欧阳文邦,网名邦老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诸于全国诸多报刊,编著出版有《网住那缕缕乡情》《网聚乡情》《早春时节》等多部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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