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歌如历史,自己有脚

南方周末 2018-10-24 14:41:54


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台湾人没听过,大陆人不知道它其实源自意大利。几十年后民谣歌手蒋明唱它,唱出的是“怀疑和淡淡的虚无”。(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 9月17日,作家龙应台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做了一场有关音乐的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讲述她记忆中的台湾“流行歌曲”。这场讲座也是银川丰收(音乐)狂欢节的项目之一。


  • 首次抵达银川的龙应台,在飞机上就被感动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会遮蔽了原来的感觉。但我所有对中国大陆内心的朴素情感,都在飞机降落前从窗口看到大西北这片土地的那一瞬间苏醒了。这就是土地的力量。”


  • 《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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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写一首歌,并不知道那首歌是否会成为“流行”,甚至长期流行,成为“经典”。一旦“流行”,代表歌里有种东西,能够打动当时社会很多人的心。如果长期流行,代表着那首歌里有种东西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不同时代的人心。


所以,一首流行歌曲,能够透露出非常丰富的时代讯息。


1
人生第一支流行曲是《四郎探母》

我是住着日式的房子长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让你盘腿而坐的,但是刚刚仓皇渡海而来的人,怎么会盘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张藤椅,七岁的我看那张藤椅,怎么看都是一张破烂——体重下沉的地方藤条断裂,破了个洞,但父亲坐在那里,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着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岁的我所看见的汗衫,怎么看都像一条破抹布,因为不断搓洗,薄到几乎要破,腋下还有一点肥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汗迹。


我的七岁,1959年,是父亲因为战争离乡背井,到一个海岛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断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为马上就会回家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对回不了家的痛苦觉悟。


他坐在那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背对着光,光从他后面一格一格的木头窗子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个留声机,黑胶唱片在转,他在打拍子,跟着唱。他大概已经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经听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不少动物,鸟啊、龙啊、老虎啊: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


播放《四郎探母》



中间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在唱什么。但我知道叮叮咚咚过一会儿,要唱到“母亲!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这时,父亲就会从口袋里掏出那折成整齐方块的手帕,低头擦眼泪。


京剧虽然称为“剧”,却主要不是拿来看的;懂戏的人“听戏”,不是“看戏”。《四郎探母》是音乐,是歌曲。而且,对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失根的两百万人而言,它是让你疼痛、每听必哭的“流行歌曲”。《四郎探母》的“自思自叹”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


任何一支可以让你一听就崩溃的歌曲,一定是危险的。会“瓦解军心”的《四郎探母》当然要禁。而编戏、唱戏的人,为了让戏存活,也有对应的办法,于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场了。编剧加了91个字,就变成一个可以演的戏。


作家蒋勋在《新四郎探母》公演时赶过去看:“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叛徒”杨延辉突然变成了“间谍”杨延辉,“想家”固然会瓦解军心,但是只要你“身在北国,心在南朝”,哭一哭也还好啦。


杨延辉战败,没有自杀谢国成为英烈,竟然投降而且被敌人招赘,当然就是汉奸、叛徒。台湾使出了“九十一字诀”,大陆干脆重写剧本。


吴祖光的《三关宴》,就是依据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改编而成。战败的辽国国君萧太后率众到三关求和,佘太君当场要求辽国驸马,也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延辉,当作“战俘”送回宋朝。已经与驸马生了一个孩子的辽国公主当场拔剑自刎。杨延辉被母亲押着回国后,佘太君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不忠不孝”,杨延辉最终跳下城楼自杀。


可是1980年代,如此刚烈正确的《三关宴》不知为什么又不能公演了。


在台湾戒严时期,禁忌是很多的。《春闺梦》要禁,因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句话“充满反战思想”;《大劈棺》要禁,因为它“淫荡、残忍、有害善良风俗”。有一出戏叫《让徐州》,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以后就不能唱了。《昭君出塞》禁唱,因为其中的唱词:


文官济济俱无用,武将森森也枉然,偏教俺红粉去和番,臣僚呵,于心怎安?于心怎安?


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吗?禁。于是剧团就将唱词改了几个字,又可以唱了:


文官济济全大用,武将森森列两班,只为俺红粉甘愿去和番,臣僚送,于心怎安?于心怎安?


父亲坐在破藤椅里听《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岁的我懵懂不知,几十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那每一个流转的音符、每一句唱词,对他,都是最真实的战火记忆,都是最切身的流离失所;那一个“自思自叹”的孤独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四郎探母》这一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好几百年,是因为几乎每一代都经历战争和流离,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年轻一代人很少听传统戏曲了,我认为那是年轻一代巨大的文化损失。在西方,“传统戏曲”是活在当下的。希腊的悲剧譬如《伊底帕斯王》、意大利的歌剧譬如《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德国的音乐剧譬如《尼伯龙根的指环》,被全世界当作高级艺术、人类遗产,请问哪一个不是欧洲人的“传统戏曲”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传统戏曲就被认为是属于老年人的、过去的、陈旧的、属于博物馆的不时髦的品味?


2
哪里只是一首天真的情歌!

1995年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陈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之一,我告诉他我自己认识这首协奏曲的经过——1970年,我考进台南成功大学,加入了古典音乐社团。有一天,乐友很神秘地约我去听一个秘密的音乐会:“绝对不可以说出去。”当晚到了一个地下室,非但是个地下室,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用厚毛毯遮住,让光线进不来,让声音出不去。气氛很怪异,既是期待,又是紧张。大家席地而坐。


就在那里,我和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一起,第一次聆听了大陆的音乐。那一晚的感觉很奇怪:我们长期被灌输大陆是如何恐怖的地方,但那个恐怖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充满民族美感的音乐?


19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相当紧张的年代。


可回到家,在安全的世界里,转动的是另一种旋律,另一个时代的感觉:《五月的风》《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桃李争春》《莫忘今宵》《苏州河边》《夜上海》《花样的年华》……


你可以想像这样的镜头:在一个日本殖民统治留下来的榻榻米木头房子里,那一边是父亲在哼西皮慢板“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这一边是母亲哗啦啦炒菜,唱着《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儿你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


他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你确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


他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播放《五月的风》


我一直以为母亲喜爱的是陈歌辛歌曲的甜美婉约,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我细看歌词,才惊异地发现,《五月的风》唱的其实是“人海的沧桑、人间的兴亡”,诉说的心情其实是“哭断了肝肠、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的痛。


也就是说,后知后觉的我,要等到父亲过世了、母亲失忆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四郎探母》那苍老的“自思自叹”说“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跟那无比温柔又天真无邪的《五月的风》,竟是同样一种“哭断了肝肠”对时代的倾诉。


这些在1930、1940年代的上海所写成的歌,跟着两百万人在战火中“辗转于沟壑”,颠簸流离到台湾,成为一代人最温暖的安慰。不可思议的是,一整代人所唱的歌,十之七八竟然都来自一个天才作者。


我跟陈钢说,《永远的微笑》是我母亲最爱的歌,我大概三岁就会唱了。他从屋里拿出他父母亲年轻时的合影,跟我说,那首歌是他父亲写给他母亲的“情歌”,然后就在钢琴前坐下来,弹《永远的微笑》。


我也才第一次知道,那个抚慰了一整代人的作者自己却“死于沟壑”。陈歌辛这不世之材在1961年饿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的时候,只有四十六岁,陈歌辛一定不知道自己的歌,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被当作瑰宝,户户传唱。


我也曾经在罗大佑家里,晚餐后,看他抱起吉他,说:“来,我们来唱《永远的微笑》!”因为知道了陈歌辛的悲凉命运,我闭着眼特别细听,突然发现,《永远的微笑》哪里只是一支天真的情歌!


心上的人儿 有笑的脸庞


他曾在深秋 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 有多少宝藏


他能在黑夜 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 永远那样


播放《永远的微笑》



陈歌辛在1940年乱世中写的这首情歌,藏着多么深的不安和恐惧,而且预言了他未来的命运——心上的人儿沉入悲伤。我那穿着粗布旗袍、在厨房边做饭边唱歌的母亲,是不是也曾经停下来被歌词的“悲伤”吓到过?



龙应台在银川美术馆演讲,谈论流行歌曲与时代的关系。(作者供图/图)


3
因为时代的饥渴,歌曲被赋予超重的任务

在学校里跟老师唱慷慨激昂的“反共”歌曲,在家里跟父亲母亲哼《四郎探母》和《五月的风》,在朋友家,发现朋友的爸妈听的是不一样的歌,譬如用闽南语唱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播放《雨夜花》片段


《雨夜花》是1934年推出的,作词者周添旺用这首歌表达酒家女的悲凉命运,像风吹雨打的花瓣一样,落土飘零。1930年代,这首歌就在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传唱。到了我小时候,已经是1950、1960年代,连我这个“外省小孩”也会唱,可见它多么地深入巷弄。


但《雨夜花》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有一个全新的版本,日本人把它改作《荣誉的军夫》——一首鼓励台湾人参军打仗的进行曲。日本战败以后,《荣誉的军夫》被彻底遗忘。


点击播放《荣誉的军夫》的片段


歌,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镜子。一首歌怎么变,折射出来的其实就是时代怎么变。譬如台湾很少人知道,但是大陆人很熟的这首歌: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点击播放南斯拉夫电影《桥》的片段


台湾看到的反纳粹二战电影,全是美国的。南斯拉夫的电影台湾当然看不到。但这个影片在大陆如此深入人心,恐怕大多数人都会以为《啊朋友再见》就是南斯拉夫歌曲,不知道它其实是源自意大利民谣的反纳粹游击队歌。在1970年代文化资源非常贫乏的时代里,这种为国壮烈牺牲又似乎很“人性化”的英雄电影,让人热血沸腾。


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牺牲”和“英雄”的概念,有了非常不同的体会,也许人们还是会喜欢这首歌,但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态度就很不一样,唱法也不同了。民谣歌手蒋明的《啊朋友再见》更多的是怀疑和淡淡的虚无。


啊朋友 我们以为老去是件漫长的事 有时候它是一夜之间


在清晨的镜子看见苍白的自己 像一颗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 圣贤说那坚持一定成功的事 头悬梁锥刺股三顾茅庐


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 不信它的人已没了灵魂


啊朋友 告诉我 相遇是件宿命的事 告诉我忠贞与背叛之间……


点击播放蒋明《啊朋友再见》


“怀疑和淡淡的虚无”作为一种态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时代已经走到了这里。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息歌》。1950年代是台湾整肃高峰期,很多共产主义信仰者被逮捕、枪毙。在牢房里,当一个政治犯被叫出去送往刑场时,同监的犯人就唱《安息歌》相送。政治受难者蔡焜霖这样描述那个场景:


“军法处(现台北喜来登饭店)的凌晨四五点是恐怖的时刻。沉睡的寂静中响起狱卒的脚步声和打开铁门的咿轧之声。每位难友梦中惊醒,在关着几千人的大牢内大家屏气静息,静听着狱卒一一念起被判死刑、将被押出去执行枪决的名单。被叫到名字的牢里前辈,常是从容起身换上早就备好的雪白衬衫或干净衣服,与牢友一一握手后,走出去,被五花大绑送往刑场。这时留下来的人,唱着《安息歌》送行。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 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 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点击播放《安息歌》


这首歌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我来不及查证,但一般的说法是,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集会,与警方冲突,逐渐扩大成大规模示威,到了12月1日爆发流血冲突,四名学生死亡,重伤很多人,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惨案”,成为全国反内战运动的开端。


当时,圣约翰大学学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成幼殊,写下这样一首歌词,献给昆明牺牲的学生,由另一个同学作曲,在上海的纪念大会发表。这首歌,在原来的出发地,不论是昆明或上海,早就被遗忘了,却随着信仰辗转渡海,到了最绝望的死角,成为人生最后的叹息。


歌,往往因为时代的饥渴,被赋予超重的任务。譬如《绿岛小夜曲》,一直有传说,是绿岛的政治犯写的——绿岛,曾经是台湾政府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这首歌里藏着多少政治的暗示与影射。多年之后,真正的作者终于出来声明,这首歌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而歌,就是在歌颂台湾宝岛的美丽,如此而已。


歌如历史,自己有脚。歌,是有独立生命的。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见得流行。你认为它只有一种意义,它钻入地底,出现时是一种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演灭,消失,它却四处流转,如星火燎原。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时代。

(本文为2016年9月17日,龙应台在银川美术馆的演讲,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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